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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元冲最新娱乐体验_邵元冲的后代(2024年11月深度解析)

内容来源：批发价SEO所属栏目：话题更新日期：2024-11-29

邵元冲

1912年，28岁的张默君宴请心上人到家里。没成想，他转头却提出娶自己三妹为妻。张默君顿觉心头绞痛，自此发誓终身不嫁。哪料，13年后，她竟嫁给了小6岁的邵元冲。 1912年，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社会动荡，风云变幻。那一年，张默君，这位28岁的才女，正面临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择。她出身书香世家，从小才思敏捷，学习成绩优异，事业也一路顺风顺水，令父母倍感骄傲。然而，尽管如此，28岁的张默君却在爱情的道路上遭遇了意外的困境，让她的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麻烦和困惑。张默君的心早已属于一位名叫蒋作宾的年轻军官。蒋作宾不仅容貌俊朗，气质非凡，而且才华横溢，深受张默君的倾心。他们因工作而相识，共同的理想和兴趣让他们迅速成为挚友。张默君对蒋作宾的爱慕之情日渐深厚，她渴望将这段感情发展为一段美好的婚姻。因此，她决定在一次家庭聚会上邀请蒋作宾到家里，以便让家人见见她的意中人，同时也探探蒋作宾的想法。然而，命运似乎总喜欢捉弄那些善良的人。当天晚餐时，蒋作宾到来，张默君的心情既期待又忐忑。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蒋作宾却一见钟情于她的三妹淑嘉。那一刻，张默君的心如同被刺痛了一般，她看到蒋作宾和淑嘉谈笑风生，眼中满是闪耀的光芒，仿佛他们之间的情感已经升温到不可自拔的地步。张默君心中涌动着无法言喻的痛楚，虽然她努力掩饰自己的情绪，但内心的焦虑和失望却让她几乎崩溃。更令张默君心碎的是，蒋作宾当着她父母的面，向他们求婚，要求将淑嘉许配给他。张默君的父母对蒋作宾充满了好感，自然欣然答应了这桩婚事。这一刻，张默君感觉自己整个人都陷入了冰冷的深渊，她没想到自己暗恋的对象竟然在一顿饭的时间里就成了妹妹的未婚夫。她回到房间，放声痛哭，并发誓终身不嫁。然而，张默君的失恋并没有就此结束。在她的失落和痛苦中，她的下属邵元冲却迎来了新的希望。邵元冲一直暗恋着张默君，但由于她的高傲和冷漠，他从未敢表露自己的感情。然而，看到张默君失恋后，他决定不再隐藏自己的心意，勇敢地向她表达了爱慕之情。尽管张默君对邵元冲的感情并不热烈，甚至因为年龄差距和身份地位将他视为小弟，但邵元冲并没有因此退缩。邵元冲提出了三个条件，希望能够打动张默君：他要留学，成为将军，还要拥有文印。这些条件看似苛刻，但邵元冲并没有因此退却。为了兑现承诺，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经过多年的努力，他破获了宋教仁被案，逐步升迁，最终成为了大元帅府的机要秘书。1919年，邵元冲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前往美国留学，学成归国后，他在黄埔军校担任了重要职务。他用13年的时间完成了张默君提出的所有条件，并再次向她表达了自己的爱意。当邵元冲写信向张默君表白时，他的心情既忐忑又充满期待。他在书后写下了一句话：“小人难耐，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这句话表达了他对张默君的深情和不安。在收到信后的张默君，内心不再平静。她意识到邵元冲的深情实在是难得一遇，自己的心也因此动摇了。最终，她决定回应邵元冲的感情。 1924年秋天，经过13年的等待和努力，邵元冲终于与张默君在上海举办了盛大的婚礼。两人之间的爱情从最初的错爱到最后的真爱，这段感情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也经历了人生的磨砺。邵元冲和张默君的婚姻不仅是对爱情的坚持，也是对彼此的理解和包容。真正的爱情不仅仅在于相互吸引，更在于彼此的努力和付出。这段爱情故事告诉我们，真爱得来不易，需要我们付出努力和时间，也需要在经历风雨后才能更加坚定和珍贵。只有珍惜并努力维护这份爱，才能让它在岁月中绽放出最美的光彩。在人生的旅程中，我们应当学会把握真正的爱情，用心去呵护，让它在岁月的长河中成为最动人的风景。

国民党元老邵元冲，深受孙中山蒋介石重用，却被张学良在西安枪杀

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自杀黄埔军校第二任政治部主任：被击毙黄埔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总理如图所示，在黄埔军校的领导班子中，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政治部主任这个职务了，因为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在26岁就担任了这个重要的职务，可谓是年轻有为，许多元帅和大将都是他的学生。值得一提的就是，其实周恩来总理是第三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前两任一位是戴季陶，一位是邵元冲，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人都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不过最后都没有善终。

陈其美，蒋的贵人，将他介绍给孙中山。侄子陈果夫陈立夫是四大家族。 ‌‌黄郛‌，帮助蒋介石协调对日关系，而退出政界。张静江‌，蒋介石的良师益友，最终淡出政界。 ‌许崇智‌，国民党重要骨干，孙中山死后被蒋排挤出权利中心。#历史# ‌‌戴季陶‌，蒋介石的高级理论顾问。张学良，中原大战帮助蒋，西安事变后被长期囚禁。吴忠信，在蒋政府负责处理边疆事务。冯玉祥，帮助蒋挤垮了汪精卫武汉政府，2年后双方中原大战。李宗仁，南京政府成立时重大帮助，后来双方爆发大战。张群，非常忠心于蒋介石。戴季陶‌，蒋介石的高级理论顾问。杨虎，412政变帮助蒋屠杀革命人士。 ‌‌邵元冲‌：在“西安事变”中因伤去世。

蒋介石12个结拜兄弟一生结局 1、陈其美——同盟会元老，在日本留学期间与蒋介石结拜，1916年被暗杀 2、黄郛——和蒋介石结拜于日本留学期间,1936年病逝于上海 3、张静江——1950年在巴黎病逝 4、许崇智——同盟会成员，国民党元老，1965年病逝于香港 5、张学良——东北军首领，“西安事变”后被软禁，2001 年病逝于美国，享年101岁 6、吴忠信——1922年和蒋介石结拜。1959年在台北逝世 7、冯玉祥——人称“布衣将军”，西北军统帅，1948年回国时，途中因船只事故而死 8、李宗仁——桂系军阀首领，1969年在北京病逝 9、张群——1990年在台湾逝世 10、戴季陶——1949年在广州服安眠药自杀 11、杨虎——1966年病逝在医院里 12、邵元冲——1936年西安事变中被抓，企图越狱被击毙

蒋介石12个兄弟结局—— 冯玉祥：1948年回国时，途中因船只事故而死。戴笠：1946年，飞机失事，坠机身亡。邵元冲：1936年西安事变中被抓，企图越狱被击毙。李宗仁：1969年在北京病逝。张学良：被软禁半生，2001年病逝于美国。吴忠信：1959年在台北病逝。陈其美：1916年被暗杀。许崇智：1965年病逝于香港。张静江：1950年在巴黎病逝。张群：1990年在台湾病逝。杨虎：先是当了新中国政务院参事，后意图叛变被判刑，病死在医院里。戴季陶：1949年在广州服安眠药自杀。 (声明：历史素材整理！)

【鲜为人知：26岁的周恩来为什么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1924年11月，周恩来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时他才26岁。他凭什么被任命为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呢？一他此时是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这个广东区委，不只是管广东，而是负责广东、广西、香港和厦门党的工作。地位在党内非同一般。二此时的黄埔军校政治部并不重要。起初，黄埔军校政治部的机构极为简单，也很不重要，不为人重视。黄埔军校政治部第一任主任是戴季陶，副主任是张申府，除主任和讲课的教官外，几乎没有别的人，并且谁也不待见这个政治部。张申府只干了一个月，就走人了。不久，戴季陶也离校而去。结果，中间好几个月没有负责人，只有两个担任记录的书记。后来，邵元冲代主任。他也不重视政治工作。他平时住在广州城内，每隔一两天去军校一次，办办例行公事。他除举办过两次政治讨论以外，也没干过什么事。他搞了一两个月，政治部死气沉沉，更加成了一个毫无作用的机构。可是，师生们十分不满，喊出口号：“加强政治工作，撤换邵元冲”。11月，邵元冲随孙中山北上，一走了之。于是，正兼任该校政治教官的周恩来，接任了政治部主任之职。周恩来出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是一项完全陌生的工作。但是，他一到任，便显示出引人注目的才华，井井有条地而又富于创造性地开始了政治部工作，很快使得军校的政治工作步入正轨，变得生气勃勃。有作为，就有地位。于是政治部在军校的地位便大大提高，后来成为军校最重要的机构之一。而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也成为了周恩来在中国政坛上崛起的重要一步。陈冠任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大河向东：他们为什么追随毛泽东》和《大河向东：他们为什么凝聚在毛泽东旗帜下》（一套）记述了周恩来为什么能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全过程。该书为该社的年度畅销书，销量已过百万册，也是读者喜爱的红色历史畅销书。本书已出现盗版，谨防低价盗版书，推荐正版低价购书点开链接→网页链接

黄埔军校首届领导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总理；教练部主任：新中国副主席；政治部秘书：新中国元帅；政治部主任是校长的助手，这个职位非常重要，但第一任戴季陶没干多久就走人了。后来，来了个旧派文人邵元冲做主任，因其教学呆板、无趣，政治部一片死气沉沉，引得军校师生们非常不满。这时，一位年轻的、朝气蓬勃的法国留学生接替了邵元冲。因平易近人，博学多才赢得了广大师生的好感与敬重。他就是26岁的周恩来。

周恩来和胡宗南的关系，远远不是老师和学生这么简单我们都知道，胡宗南是周恩来的黄埔学生，不过，两人的关系绝不只是学生和老师这么简单。 1924年，28岁的胡宗南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几个月后，26岁的周恩来也来到了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学生28岁，老师26岁，这个年龄差距，让胡宗南不可避免地对这个老师产生了轻视的心理。而且，在胡宗南这些学生的心里，上黄埔军校就是学习军事知识的，至于那些空洞的政治理论，可有可无，没有人在意，所以，胡宗南一开始对周恩来是没有放在眼里的。但是，有能力的人从来都不怕别人的轻视，你现在轻视我没关系，等你见识到了我的能力之后，就会对我转变看法的。周恩来无疑就是这样的人。在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之前，政治部主任已经有过两位了，一位是戴季陶，一位是邵元冲，但是两人都是传统的封建思想，讲的还是“忠君报国”那一套东西，让学生们听得昏昏欲睡，毫无兴趣，直到周恩来上任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无论是精神属性还是表现形式，都有了极大的变化，让学生们非常喜欢，精神倍增。胡宗南就是其中一位，经常跑去向周恩来请教问题，还参加了周恩来创办的“血花剧社”，与陈赓、蒋先云等人一起创作了很多革命剧目，广受好评。可以说，当时的胡宗南虽然是国民党员，但是在思想上还是更倾向于共产党，这一切，都是周恩来的功劳。 1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不得不离开，很多人为了避嫌，都没有去给他送行，只有胡宗南去了，让周恩来也大为感动。从此，两人分处不同的阵营，势同水火，胡宗南在围剿红军上面也很积极，但是，周恩来一直对这个学生充满期待，到了1936年9月，还亲自给胡宗南写信，劝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这封信中，周恩来写道：“十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今春红军东向，曾联红军中黄埔同学多人，致书左右，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请，惟未蒙即予赞同。然私衷总以兄绝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之人，时机未熟，在兄或亦有难言之隐也。 “兄在黄埔为先进，亦为蒋先生所最信赖之人，果能立排浮议，立停内战，则颂之者将遍于国人。此着克成，全国抗日战争方能切实进行，西北御侮行动，亦必能统一步骤，不致为日寇各个击破，陷民族、国家于万劫不复也。” 胡宗南收到这封信后，虽然对周恩来的话很有触动，但是他处在那个位置，已经不允许他服从内心的选择了，就把这封信保存了起来，没有回信。很快，西安事变爆发，各派势力剑拔弩张，何应钦甚至下令，让胡宗南率军攻打西安。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恩来再次给胡宗南写信，晓以大义，胡宗南也深以为然，最终按兵不动，确保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全面抗战时期，我党在延安扎根，而延安就在胡宗南的势力范围，虽然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战，但蒋介石一直都想对我党除之而后快，因此，周恩来就派熊向晖打入胡宗南身边，及时掌握胡宗南的情况，确保延安的安全。那些年，熊向晖向延安传递了不少情报，要说胡宗南一直都没有发现，其实是不可信的，胡宗南还没有傻到那个程度，他之所以一直都没有揭穿熊向晖，有好几个原因，一是当时国共合作抗战，双方还没到剑拔弩张的地步，自然也没有什么需要保密的；二是胡宗南在将计就计，假装不知道熊向晖的身份，让他传递一些虚假的情报；还有第三，就是周恩来的关系，胡宗南是周恩来的学生，熊向晖又是周恩来派来的，要说胡宗南一点不念旧情，也是不可能的。 1943年7月，周恩来路过西安时，胡宗南特地举办宴会，宴请恩师，而且，胡宗南还特地派熊向晖去迎接周恩来，周恩来走的时候，又是熊向晖去送行，其中的关系其实是很微妙的。解放战争爆发后，在蒋介石的命令下，胡宗南一度攻占了延安，但是，我党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在长达一年的转战陕北期间，胡宗南的部队跟在后面“紧追不舍”，却总也“追不上”，明眼人其实已经知道答案了。那几年，周恩来一直没有放弃策反胡宗南，直到1949年9月，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周恩来还特地派胡宗南的亲信张新去做最后的劝降。张新是胡宗南的老乡，深受胡宗南信任，在解放战争中被俘后，张新弃暗投明，被安排在彭德怀的一野总部工作，这次周恩来派他去劝降胡宗南，是抱着很大希望的。张新见到胡宗南后，对他晓以大义，详细介绍了共产党的政策，只要弃暗投明，洗心革面，就会既往不咎，重新重用。两人见面时，已经是1949年10月了，新中国已经成立，国民政府已经落幕，所以，胡宗南的心情也非常复杂，一方面，他也知道国民党不得民心，失败是必然的，共产党走的才是正确的方向，另一方面，他又抱有传统的“忠君报国”的思想，认为蒋介石对自己有知遇之恩，自己不能对不起他。于是，胡宗南就问了张新一个问题：“共产党是如何看待文天祥的？” 张新说：“文天祥不向异族屈服，为民族尽节，当然是好的，人民也尊他为民族英雄。但是你我现在所做的事，并不是为民族尽节，所以，我们不可能成为文天祥。” 张新的回答是很有道理的，文天祥之所以被称为民族英雄，是因为他不向异族屈服，为民族尽节，如果胡宗南是在抗日战争中这么做，那他无疑也是民族英雄，但现在是解放战争，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战，只有站在人民一边，才是明智的选择。但是，胡宗南还是过不了这一关，哭着说：“士为知己者死，我不能对不起校长！” 就这样，胡宗南拒绝了共产党的劝降，跟着蒋介石一起离开了大陆，再也没有回来，最终在1962年2月14日去世，享年66岁。 1965年7月，李宗仁回到祖国，周总理和他谈起了很多老朋友，当说到胡宗南时，周总理说：“我和他打过交道，他一生反共或者主要方面是反共的。但听说他进黄埔前当小学教员，蛮有点正义感；进黄埔后，他和蒋介石搭上了老乡，跟着蒋介石跑，这当然不好；但在上海、在黄河流域，他也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兵败大西南，也对抗过蒋介石。要写好他们，还是鲁迅总结《红楼梦》的经验，敢于如实描写，不要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

孙中山被确诊为肝癌那天是1925年1月26日，此时，是他去世前的第47天。当天，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在为他开刀后，用器具将其肝部脓液取尽并洗涤，他们确定：孙中山肝部的恶瘤已经到了末期。于是，他们将他的腹部重新进行了缝合。整个手术过程只有25分钟，这样的速度让他的妻子宋庆龄很诧异，但她并没往坏处想。所以，当他们告诉她“是肝癌末期，他们已无能为力时”，她吃惊地瞪着眼用英语说了句“什么？” 这之后，孙中山的病势越来越严重了，宋庆龄自然心急如焚。孙中山与宋庆龄 1月30日，原本经常高烧的孙中山体温恢复了正常，他的精神看起来也比以往更好。看着因照顾他而憔悴且担忧不已的妻子，他心疼不已。为了安慰妻子，他拉着她的手道： “我的确得了病，医生也确实拿我的病没办法，但是我所以能支持自己的身体，过去就不是完全靠着治疗，而是靠我自身的勇气。我相信我的勇气一定会最终战胜这个病，肯定不会有危险的。” 宋庆龄听了丈夫这话后，心里也略微好受些了，她一直相信意念的力量，而他的丈夫，这个伟大的革命者，一直是一个意念力很强大的人。以往，他也曾病过，可每一次他都挨过来了。所以，这一次，她依旧相信：他真的能如他所说的那样“支持自己的身体”。孙中山与宋庆龄这以后，宋庆龄重新整理了自己的心情，她决心要给丈夫最好的照顾，以帮他度过这次难关。孙中山毕竟不是普通人，即使在病中，他也没有一刻放下过革命，他一直密切关注着当时的国内局势。他知道，段祺瑞等趁着他病着时，做了很多手脚，就在29日那天，他还借口“时机已晚，只能变通办理”，拒绝了孙中山的两项主张。与此同时，南北各派军阀、官僚幕后进行政治交易，这种种，都让孙中山感觉到：和平统一的目标，已经越来越难实现了。孙中山并没有放弃治疗，他在之后接受了镭放射治疗，这项治疗整整持续了48小时，但很遗憾，这个治疗并没有任何效果。实际上，此时的孙中山在西医眼里是应该“放弃治疗”的，毕竟，他的肝已经坚硬如木。孙中山曾入住的北京协和医院外部这次无效治疗后，孙中山在和宋庆龄商议后决定改为中医治疗。他们当时请到的中医叫施今墨，他曾成功治愈了很多人的肝症。既然可以用中医治疗，他们便搬进了铁狮子胡同11号的住宅。离开医院前，宋庆龄很高兴地说：“住在家里，对养病更有利！” 中医的治疗效果依旧无效，这个结果让孙中山和宋庆龄都倍感沮丧。作为曾经精通医术的一生，孙中山也明白自己的病势已经恶化。但他一直以超人的毅力抑制着病痛，始终在病中保持着“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他知道，只有如此，他的妻子心情才能好些。也只有到了这最关键的时刻，孙中山才知道自己对这个小自己26岁的妻子，有多么地不舍。病着的这几个月，妻子寸步不离的照顾，也更加加重了他对她的怜惜。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后，除了国事外，孙中山考虑得最多的就是他的小娇妻了。一想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他便觉得自己亏欠了她。当初，为了跟他在一起，她甚至不惜背叛整个家族，如今，自己却要以这样的方式抛下她。宋氏家族合影（前右一为宋庆龄）这些天，孙中山总是想起他和妻子的往事，大约，人在病中，思虑总是比以往更多吧。他想起了他们结婚时候的手写婚书了，他记得，婚书的第二条是这样写的：“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之幸福。” “幸福”！想到这个词时，孙中山的心里像被刺痛了一般。他一直觉得自己在感情上的真正幸福时光，便是和她在一起的这10年。孙中山的原配卢慕贞是个传统的封建小脚女子，她对孙中山的革命一直满是怨言，但这也不能怪她，就是因为革命，她才不得已一个人拉扯几个孩子；就是因为革命，她才经常性守活寡。为了阻止孙中山革命，卢慕贞曾和他争执过无数次，最后，为了避免过担惊受怕的日子，她干脆定居到了澳门。在这段感情里，孙中山尝到了痛苦，但他知道，这痛苦的造就者是他自己。作为革命者，他的梦想是有一个和自己东奔西走的革命伴侣。遇到早年资助过自己的好友宋嘉树的女儿宋庆龄后，他那么确定地相信：她就是自己理想中的那个“她”。宋庆龄婚前，宋庆龄一直接替她的大姐宋霭龄做他的秘书，婚后，她依旧是他的秘书，但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伴侣。婚后的日子里，她觉得自己幸福极了。所以，在婚后三年给好友康德黎的一封信里，他曾这样写道： “我的妻子，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是我的最早合作者和朋友的女儿。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过去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 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婚书可眼下，因为这场病，他和她的幸福也走到了终点，此时的孙中山不可避免地想到了“悲剧”二字。想到这儿，孙中山的眉头不自主地皱了起来。一旁的宋庆龄见了忙走过来关切地问道：“达令（亲爱的），怎么了？又痛了？” 孙中山听了却并不说话，他只拿他的眼认真地看向她，刚结婚时，他也经常这样看着她。良久后，他才开口道：“你应该休息，你眼圈都黑了。”就在这时，孙中山的护士何芬端着水果罐头汁进来了。宋庆龄看了看何芬手里的水果罐头汁，又是一阵心疼。自从病重后，他现在连水果都不能吃了，医生只让他喝水果罐头汁。其实，这段日子，丈夫生病后，她也很久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了，她甚至也很久不曾好好睡一觉了。后来，廖仲恺妻子何香凝曾这样讲述孙中山病床前服侍的宋庆龄，她说： “在先生病榻之旁，三月未离一步，衣不解带，食不知味，以先生之精神为精神，使吾人永念不忘者，则为孙夫人。夫人之精神与劳苦，为吾辈所当敬爱。” 照顾孙中山的几个月里，宋庆龄眼看着一点点瘦下去了。但她对自己身体的变化完全没有留意，她的全部注意力都在丈夫的病情上。宋庆龄总觉得丈夫的病会重新好转，她比任何人都更想孙中山好好活着，尤其此刻，她甚至多少觉得：“他是她的全部。” 就在宋庆龄期盼丈夫病情好转时，国民党人却在孙中山病情持续恶化后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请孙中山立遗嘱。作为一个革命领导者，他的遗嘱关系重大，所以，他们当时的考虑无可厚非。 2月24日，即孙中山去世前第17天，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受国民党同志所托于他的病榻前请求立遗嘱。听到他们的话后，宋庆龄的表情瞬间凝固了，孙中山望了一眼妻子后，似有不悦地看向他们道：“我病如可痊愈，则所言者甚多，设使不幸而死，由你们任意去做，又有什么可说的!” 汪精卫却并不打算放弃这个让孙中山立遗嘱的机会，他欠了欠身子道： “先生之病不久当可痊愈，只恐调养须时太久，难以处理公务，而本党又处在重要时期，行动不能有一刻停滞，还请先生早赐教诲，以便我们遵守，以利党务进行为是。” 孙中山依旧不肯立遗嘱，他面有不悦地继续道： “我若留下话给你们，诚有许多危险。当今无数敌人正在围困你们，我死后，他们更会向你们进攻。甚至必有方法令你们软化。如果你们不被敌人软化，强硬对抗，则又必将被加害，危险甚大，故吾仍以不言为佳，则你们应付环境，似较容易。如我必定说出，汝等将更难对付险恶之环境!如此，我还怎么说呢?” 听完孙中山这一席话后，汪精卫等依旧不依不饶地劝他立遗嘱。孙中山的态度依旧是不肯，而此时宋庆龄脸上的表情也有些不好看了。此时，孙中山不肯立遗嘱多少是因为：他心里总觉得自己还可以撑一撑，他也总觉得自己的病或许还能有所好转。他知道，这段时间里，妻子的精神一直未崩溃，也全因为心里还抱着希望。所以，即便汪精卫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他依旧还想推脱，于是他说：“吾已著书甚多!” “诚然，先生著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诸同志都当竭诚奉行，还望先生为一总括之言。” 孙中山听到这儿终于明白了，自己这次是躲不过了，他终于就此同意了口述遗嘱。当时，负责为遗嘱代笔的自然便是汪精卫了。那天，孙中山口述遗嘱时，宋庆龄一直努力控制着情绪，她努力把注意力放在丈夫口述的遗嘱的内容上。孙中山的遗嘱分为了三份，其中一份是《国事遗嘱》，其内容的核心便是后世最熟悉的那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还有一份遗嘱是给苏联政府的，这份遗嘱因为是英语口述，所以记录者为懂英语的鲍罗延、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等。它的主要内容是：“希望中国和苏联两国建成盟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大战中，携手并进，并取得胜利。” 孙中山的第三份遗嘱是《家事遗嘱》，这份遗嘱非常简短，它的全文如下：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衣物书籍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成长，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这份最短的遗嘱，恰让孙中山思量最久。也只在立遗嘱时，他才想起自己真的没有什么东西留给心爱的妻子。他给妻子留下的唯一称得上“产业”的，只有遗嘱中的“住宅”，这住宅是上海莫里哀路29号的一幢房子，这是四位华侨捐赠给他的，也是他和妻子共度了三年时光的家。孙中山在家事遗嘱中，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字，连自己的儿子孙科，他也只是一笔带过，却特意强调了“吾妻宋庆龄”，这种刻意强调，实际是他为妻子长远考虑的结果。孙中山比谁都知道政治的险恶，他死后，政治场的变化又不知会是怎样的情景，若将来妻子宋庆龄与党内人员政见不合，势必有人会试图从她“孙夫人”的身份入手对付他。毕竟，他们当时结婚是在日本，而后来的婚书又被窃去了。孙中山觉得，若真到了那一天，自己遗嘱上有这句“吾妻宋庆龄”，自然也是对她身份的一种认可。事实证明，孙中山昔日的这份考量并非多余，后来，因为与宋庆龄政见不合，蒋介石曾试图将宋庆龄身上“孙夫人”的名头抹掉，他不仅制造她再婚的谣言，还公然说“只有孙中山原配卢慕贞才是真正的孙夫人”。这事发生后，宋庆龄能不受影响，多少也与孙中山遗嘱中的“吾妻宋庆龄”的特意强调有关。立完遗嘱后，孙中山正准备签字时，宋庆龄却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而周围的同志也跟着难过起来了，一时间，现场的气氛变得极其凝重了。孙中山于是摆了摆手，决定暂不签字。孙中山立下遗嘱后不签字的举措，自然也是为了妻子考虑，他不忍看到她如此痛苦。另一方面，他不签字的行为也表明：他还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然而，就在这之后不久的2月24日，孙中山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他出现了全身浮肿的迹象。德国医生克利在给他治疗的同时，留学日本的山东医生王纶也加入了救治行列。王纶当时给孙中山用的是日本最新发明治肺痈药水，每隔一日注射一次。连续注射7次后，孙中山的病症依旧没有缓解。此时的宋庆龄眼里心里都满是焦虑，她甚至几次在自己胸前划了十字祈祷。 3月10日，所有医生都已束手无策，他们只能眼巴巴地在一旁看着。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孙中山的脉搏每分钟达156次（异常），呼吸78次，体温如常。可此时，孙中山的神思仍然清晰，当党人报道讨伐陈炯明叛军的东征军之捷报时，他露出了欣慰的表情，他还特地令汪精卫电告胡汉民：“不可扰乱百姓”。听到丈夫到了这份上还在惦记国事，宋庆龄的心里又是一阵绞痛。宋庆龄知道，这接下来的日子很可能就是她和丈夫最后的时光了，所以，她更加寸步不离地陪在他身边。那些天里，宋庆龄躺在沙发上休息的时间也比以前更少了，周围人催促她休息时，她总是不肯挪步。只在丈夫睡着时，她才迷迷糊糊地躺一会儿。 3月11日上午八点，何香凝来到孙中山床边时发现：他的瞳孔开始放大了。她知道：这是一个人即将过世时才会有的身体特征。意识到事态严重后，她赶紧出来对汪精卫说：“孙先生的眼睛已开始散光了。” 何香凝这话，自然是催促汪精卫赶紧拿遗嘱前来签字。随即，何香凝、宋子文将情况和宋庆龄做了说明。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宋庆龄得知消息后竟非常理智，她知道丈夫的遗嘱是关系国家民族的大事。所以，她红着眼坚定地说： “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我不但不愿阻挠你们，我还要帮助你们!” 说完后，她便转身进屋去了。不一会儿，她从孙中山病房走出告诉大家：总理要签署遗嘱了。说完后，她立即转身了。当天，签署遗嘱时，孙中山的腕力已经很弱了，是在宋庆龄帮助抬起他手腕后，他才顺利在三份遗嘱上签下了名字。因为有宋庆龄的帮助，孙中山签下的“孙文，3月11日补签”几个字写得非常清楚。他签字完成后，汪精卫在笔记者下签名，在场的宋子文、邵元冲、戴恩赛、孙科、吴敬恒、何香凝、孔祥熙、戴季陶、邹鲁等九人，则作为证明者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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