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剧场是四平青年们的根据地，也是网络大电影《四平青年》最初的诞生处，这部网络上备受追捧的影片中主要演职人员都在剧场工作。如今，二人转依旧是他们的主业，只有张浩例外，他已经不轻易上台演出了。虽然张浩的演出越来越少，但他在剧场的影响力却日渐加大，有不少外地观众专程慕名而来，去剧场看表演也成为四平市夜生活的一个重要选择项。
任何时候，如果你打车去剧场，出租车司机大多会跟你聊聊张浩。尽管各有褒贬，但不可否认，他已经是这座城市最知名的人物之一。张浩没想过自己成了一个做电影的人，也没有想到别人无论老少，都喜欢叫他浩哥。或许是浩哥的影视形象太过接近他本人，以至于《四平青年》系列网络大电影被当作了张浩自己的奋斗史，甚至成为 “社会人” 们幻想成功的模版。
有陌生人联系他，问他可不可以帮忙去要账 —— 张浩苦笑：还真把我当黑社会了。这样的误会在相识的人中也没有幸免，一次开车回二龙湖，遇到中学总揍他的同学，他停下车打招呼：还认识不了？同学怯生生地回答：认识，浩哥。他又问：还敢揍我不？同学面露尴尬，他知道话说过了，也放弃了多唠唠的想法：“我就是想开个玩笑，真没想到会整成那样。”
一切都在改变着，只有张浩不觉得，似乎只有从外界的反应里，他才能体察出自己的今昔之别：从剧场演员变成公司股东，从民间艺人到影视演员；身边有了助理，出席活动有明确招待规格；面对媒体，经纪人要事先看采访提纲；想自己拍戏，会有无数人主动请缨帮忙；要离开四平，北京有很多公司等待。
而这一切又在他眼里算不上变化：公司的经营他不管，只负责拍电影；三星级五星级酒店不在乎，累了躺在地上就能睡；采访提纲不用给，答应了就可以聊；不想离开二龙湖，想不明白事的时候回二龙湖，一个星期准会想明白；不愿去北京，因为北京人都心事重重，“电影学院都是处对象的”。
正如赵本山让铁岭成为了 “大城市” 一样，随着《四平青年》系列网络大电影的播出，二龙湖也著名了起来，景区的承包价已经翻了三倍。这个北方再寻常不过的村落，也开始在互联网时代享受流量带来的红利，同时犹豫着发生在眼前的成功是更便于跟随，还是更易于复制。每当回到二龙湖从小长大的家里，张浩仍然是被自己熟悉的那个人；而当在他开车驶向自己新换的小区时，他便成了别人眼里的浩哥。
二人转和社会人
因为采访要拍摄的缘故，见面时张浩穿了件西装外套，遮住自己的花臂纹身。如果说成名之后最大的不适应，是需要穿正装的场合比较多。西服和靴子都是为出席活动特意买的，上一次穿的时候，张浩觉得别扭，助理问他是不是紧张，张浩说，我尽量保证不乐出来。
如今很多场合，他已经不能像剧场舞台上那样随性，但必要的严肃总让张浩像穿西服和靴子时一样感到有些荒诞。即使在片场，荒诞也时常存在。拍一对一感情戏的时候，张浩觉得自己的形象，说深情款款的台词实在不搭，经常话到嘴边就乐了。好不容易克服了心理障碍，又轮到女主角被他浓重的东北口音台词逗得笑场。
随性和爱热闹曾是张浩立足剧场的法宝，场子越乱他越开心，因为可以不安套路演。他擅长现场砸挂，把即兴发挥当作现场的随机游戏，通常情况是观众满意，他自己也玩得开心，不过也有玩过了的时候 —— 曾经有喝多的观众在舞台上摆了五瓶啤酒给他，他说这几天感冒，上台前刚吃过药，喝不了酒；送酒的观众觉得没有面子，给每个酒瓶上插了一百块钱，问张浩，这回能喝了吧？张浩说，大哥你早这样我不就早喝了嘛，说完连干五瓶啤酒。观众心满意足，起身朝座位方向走；张浩叫住他，说：大哥我这还没玩尽兴呢，再整几瓶呗。观众又买了五瓶啤酒，各插了一百块钱，张浩喝完说继续，对方没再搭茬。他问：大哥你是没钱了吧，没钱咱玩五十块一瓶的也行。观众被最后的话激怒了，指着张浩说你等着，说完就走，身后一群人跟着离开了剧场。好在最后并没有来寻仇。
这只是无数次剧场插曲中的一次，经历多了只剩下厌倦。张浩说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享受过二人转舞台，每次演出，心里想的都是结束。“我是特别要脸的人，在大剧场演还好点，二人转在小剧场，男人的尊严都没有了。”小剧场的观众鱼龙混杂，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每个演员都被环境倒逼出自己的生存技巧，狡黠与市侩，对抗与服从，让危险与安全在尊严允许的情况下形成制衡和转换。《四平青年》系列里塑造的社会人角色，一部分源于他生活经历的变种。
无论垫场还是压轴，剧场生活对曾经的张浩来说，都只是生计而非追求；对于用黑暗的方式去解决更黑暗的矛盾，也只是自保而非堕落。他被威胁过断腿断脚筋，没辙的时候想以命相抗，最终不了了之。张浩说，有时候这些人就是吓唬吓唬你，但他也知道另一些时候同样坚固的存在。“算是幸运吧” —— 这是张浩对自己的评价。
做二人转演员时，他看不上那些社会人；拍电影后，又觉得这些人都是好素材。同样，在当代其他东北题材的文艺作品中，淡漠的法制观念与混乱的社会秩序也时常作为重要的元素。“社会人” 在这种语境里一次次被强调，进而成为新的阶层，甚至公共性格，蔓延于前现代文明的时间线里。人情社会的主流表达方式，是权力和暴力并行，必要时可以互相转译。对正义的追求更多时候只看结果，无关程序。或许正因为如此，才让今天东北的一切更像过去隐喻式的复写。
英雄城和电影
距人民剧场不远，是四平市另一个地标性建筑 —— 英雄广场。这些带有强烈共和国文化印记的名字，偶尔会将这片正在接受商业文明洗礼的土地与历史相互勾连。四平和南昌并称为中国的英雄城，南昌因南昌起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意义，很容易被理解；相比之下，四平并不那么被人熟悉：解放战争期间，四平城作为东北战略要地，是国共两党关于政权归属的角力中的重要筹码。而四战四平，也成为辽沈战役中最为惨烈的交锋。
二人转的舞台上，很多演员都使过关于日本人的包袱。在东北的剧场文化里，这是一种毫无争议的政治正确：仇恨作为单一的情绪，在观众的笑声里渐渐消解着历史的复杂性。当然也有人反思：观众爱看这些，演员又没什么可演的 —— 而张浩对这类作品的看法是：“有舞台生存能力的演员不会演这个。”
剧场之外的夜晚，交错着广场舞、鬼步、红歌与小商贩的叫卖声，他们与剧场里的看客一起，将远去的与新鲜的置于同一个时空下，彼此平行、却又共同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东北小城。
在张浩走红之前，四平还曾有过一个全国知名的演员 —— 贾宏声，只是他身上几乎看不见任何四平的痕迹，只有在张扬导演的电影《昨天》的一段自述中才有片刻的提及——我叫贾宏声，四平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是个演员，热爱摇滚乐，爱列侬和罗伯特普兰特，以前想成为伟大的演员，组建一支伟大的乐队……
贾宏声是停滞于上世纪的明星，于今天网络催熟的偶像相比，如同一个遥远的幻影，他与第六代导演盛年时的合作，已断崖在如今高歌猛进的影视行业进行曲中 —— 对于张浩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而文艺片更是如同另一个行业。他喜欢纯粹的商业电影，对剧情的理解不超过生活经验。这并不是审美的缺失，在大众层面，简单粗暴的表达和理解更容易获取关注与讨论。这或许就是首部《四平青年》在没有任何宣传与资本的背景下，成为一时爆款，并可不断延续的 IP 的原因。
2017年夏天，张浩去泰国为《四平青年》系列的第五部《四平青年之喋血曼谷》采景。采景期间，张浩经常在评优圈发布与各种现代武器的合影，那是他为数不多的享受电影的日子 —— 没有将就，没有临阵变卦。“我已经吃过N次这样的亏了，开拍前，我跟制片方说：你答应的都给我写出来。如果实投八百万，你就按照八百万给我花。”张浩想请 托尼贾 来客串一天的演出，这样会比较有看点，托尼贾的部分可以多剪一些放在预告片里；托尼贾的加入意味着《四平青年》在逐步升级：上一部片子邀请了香港演员李修贤，是张浩的圆梦之作；而托尼贾如果加入，则会让这种升级拥有更具象的表达。《四平青年之喋血曼谷》于2017年年底杀青，托尼贾最终没有加入，大牌演员换成了《湄公河行动》里毒枭的扮演者柏华力。杀青的宣传文章里提及了制作团队如今已是专业化，与《泰囧》和《唐人街探案》一样在水上市场的取景，模糊地对院线影片做了一次对标。
张浩认为电影必须有（看）点，点就是矛盾，要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他以《血战钢锯岭》举例：男主人公新婚，守着那么好看的老婆，居然去当兵，其中必有故事 —— 这就是商业片故事的基础。张浩如今自己也参与女演员的选择之中，但经常与团队产生矛盾：他认为好看的女孩，别人都认为不好看，这让他很郁闷，就像他赖以自信的喜剧直觉受到质疑一样。
从《四平青年》第三部开始，张浩尝试与专业制作团队合作，一是提升制作精度，二是偷师行业技术。他说自己曾报以虔诚之心学习，然而拍摄过程中，他发现好多场戏的感觉不对；但团队告诉他，剪辑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么拍了。他怕露怯，就也没再多问。等到第一次看完粗剪后，他觉得完蛋了，同时也对这个行业部分从业者产生了怀疑，觉得他们抓不住喜剧那个点。
不过张浩的那个喜剧点确实难以捉摸，他曾受邀参加一著名喜剧真人秀节目，最终以编剧身份加入，他的剧本曾让节目导演大为光火。张浩定义那是种不怕偷的剧本，一般人都看不明白，戏里有人摔一跤，他就画一只脚在那儿。
这种创作方式只适用于张浩自己的团队：公司演员听他的话，心里也对他信服 —— 主要是他说戏，这些演员能听懂。如果别的导演来执导，张浩要把导演每场戏的意图和要求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团队演员，“否则说一说就容易急眼，这些人也不好管。”
“别看我初二念了四天就退学了，我在那里文化算高的。”从泰国采景回来后，公司新网剧面临开机， 张浩组织已签约的演员在人民剧场围读剧本。他没有在这部网剧里担任主角，这部网剧更像他个人IP的衍生，他的参与会增加作品的溢价能力。“写这个剧本，拍这个戏，如果真能带出来几个演员就让他们出来吧，把我整废了都行，要不现在这种生活太累了。” 对于张浩来说，无论在片场还是在舞台，他都要自己掌握命运，得活得舒服，不能被人逼迫着干活。他希望自己将来可以成为一个只在幕后工作的人，不过他也清楚这尚需时日，今天的一切都是他未曾想到的，他还没有完全整明白。
回看《四平青年》第一部，不难发现张浩的表演太过用力，超出正常的情绪反应。我问他是否故意如此？张浩说是被气的：当时没有人把拍戏当回事，拍几天就不愿意来了，“还得请他们吃饭，跟求爹一样。” 现场拍摄的时候，那些未经任何修饰的脏话与俚语，都成了宣泄的出口，完成了报复性的表演，并被命运眷顾。
回到二龙湖
电话响了，父亲催张浩赶紧回家，语气里能听出有些不高兴。他没多问，挂掉电话后便开车回了二龙湖。
到家的时候，父亲已经醉了，一个年轻人也喝得有点多。年轻人他认识，一个想拜他为师的小伙子，他一直没答应，没想到会找到家来。父亲先开的口，对张浩说，今天把这孩子收下吧，就在这。没等张浩说话，小伙子便跪下磕了头，从那之后，张浩有了徒弟。
之前，张浩没有过收徒的打算。二人转他只学了九个月，连拉场戏都没学会，后来跑场子，都是唱歌和演小品。“我能教啥啊，我自己都不会。” 每当有人提到他是二人转演员，他都心里发怵，觉得有点欺世盗名。
现代社会的人情规则轻易地僭越了传统的师徒关系，起码在二人转领域如此 —— 师父授予的不仅是技艺，还有资源和人脉，以及机会。张浩除了唱戏，其它都能教，他的直觉准确，会告诉徒弟该怎样发展，徒弟的生活确实在一天天变好，车从雪弗莱换成了丰田霸道，让他觉得满意。
当初张浩要去学艺的消息提前在屯子里传开时，乡亲们都表示支持，张浩说，乡亲们想法很简单 —— 他一走，相当于少了个祸害。他在屯子里太著名了，劣迹累累；没有大恶，都是小坏，但这些也足够让乡亲们头疼。张浩的父亲是屯子里的好人，很有威信，看在他父亲的面子，他的小坏没有受过什么严苛的惩戒。小时候张浩嘴馋，总去池塘偷鱼，他自己又懒得捞，都是把别人鱼篓里的往外拿，被抓住了，就给人家干活，在池塘边上除草。他干得心安理得，但会耗到饭点，在人家里吃顿饭。
现在遇到烦心事，张浩会回二龙湖找老二聊聊天。老二是张浩家邻居，今年68岁，智力有些问题，生活上常年被张浩父亲照顾。因为说话有意思，曾被拉入《四平青年》第一部当演员。
张浩的烦心事多都与电影有关，老二完全不懂，这或许也是他愿意说的原因。老二常有惊人语，张浩觉得这些只言片语包含着极深的人生智慧。有次他问老二：人活着是为啥啊？老二想了想，叹了个 “唉”。张浩偶尔会想起老二的这个回答，越想越觉得有俗世外的高妙。但他不会把老二看作大智若愚的天才，也不会将他当作智力不整的落魄者，老二在他眼里，更多时候是奇人。
还有一次，老二手掌被狗咬穿，张浩父亲带他去打针，回来听说咬他那狗吐着白沫死了。这个颇像网络写手创作的段子发生在现实中，让张浩笑出了眼泪。老二的很多事都被他留作未来创作的素材，他觉得那些设计感十足的喜剧桥段，往往不如生活中发生的荒诞精彩。
在某种程度上，老二和二龙湖是张浩强调自我的参考坐标，就像他的偶像赵本山一样，永远要提及自己的农民身份与家乡铁岭，即使他有无数机会离开故乡，但成功者的夫子自道会让因空间迁徙而聚集的财富更富有说服力。介于次，当他们越是有意淡化自己社会身份的急转和渐变，他们对故乡的眷恋就越显得像一场生活模仿秀，无限地提取东北一词所包含的网络标签，将人性与困境妆化一番去迎合大家所期待的东北舞台效果，一步步加深外界关于东北的想象定式。美国作家麦克尔迈尔所著《东北游记》里引用了一位法国传教士对东北的评价：尽管不知道上帝究竟把人间天堂选址何处，但我们可以确定，他没有选择这里。
世俗层面的成功并没有改变张浩的性格，但已经改变了他的思维方式，他不再是把人生目标定为吃顿烧烤、买辆摩托的四平青年，而是因为一次无意的网络激荡而开始掌握起自己那一份话语权的人生赢家。2017年4月，《四平青年》系列网络大电影从爱奇艺下架，身边人都觉得这是不好的信号，只有张浩不以为然 —— 因为下架前，他2015年上传的《狂暴之路》已经为他赚了200多万，他的个人品牌还在。“不让拍就不拍了呗，干点别的。” 电影下架后，张浩没有回二龙湖找老二聊天， 这个对《四平青年》团队来说很大的事，如今已不够让他觉得心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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