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诚信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最美花朵

讲诚信，守信用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重要成分，更是当今党风政风民风的根本标志。中华民族是一个讲诚信、守信用的民族。翻阅史书，检索网络，不难发现，诚信文化、守信故事，可谓车载斗量，浩如瀚海。“守诚信”与“讲仁爱”“重民本”“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价值观念一起，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框架和基本特质，成了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最美的花朵。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中华文明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公元前3000年左右，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开始形成；公元前2070年左右，第一个世袭制的统一政权夏朝建立；公元前17世纪，甲骨文已经出现。由此肇始，中华文化的历史谱系得以追溯，也使得中华民族从文明源头处逐渐积淀形成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得以代代相传。公元前1000年左右，《诗经》中最古老的部分——《周颂》和《大雅》已经产生。《诗经》产生的时代，是中国文化定型的时代，不仅文学形式从此定型，而且中国人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也从此定型。公元前600至300年间，中华文化迎来了自己的“轴心时代”：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列子等诸子百家，《易》《诗》《书》《礼》《春秋》《老子》《庄子》等中华文化最重要的典籍都在这个时期出现。构筑中华文明精神家园最基本价值观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也从此开始奠基，而光耀于其中堪称最美丽花朵的，就有重诚信、守信用。

“信”在儒家学说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一部体现孔子主体思想的经典著作《论语》，其中仅论及诚实守信含义上的“信”就有10多处。如讲人与人之间关系，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认为诚信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一个没有诚信的人无法建立值得信赖与依靠的社会关系，也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又如讲诚信与个人发展的关系，有“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认为有诚信的人在任何环境中都能获得发展；再如讲诚信与治国理政的关系，将恭、宽、信、敏、惠作为体现“仁政”的五种德行，等等。《论语·颜渊第十二》中有子贡问政一节，亦即子贡向老师请教如何治理国家。孔子给出的方略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增加粮食，加强军备，让人民信任政府，这三条最重要。子贡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回答：“去兵。”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又回答：“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最后一个结论非常重要，也很经典：死亡自古难免，但如果失掉人民对政府的信任，那么这个国家即使有粮食和军备，也很难存在了。这里，孔子把“信”放在了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可谓言之谆谆、振聋发聩。

孔子的诚信思想强烈地影响了后世学者。“亚圣”孟子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内的“五伦”，推及到规范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汉代大学者董仲舒继往开来，提出了“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将“信”上升为“王道”。宋代周敦颐则强调，“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程颐说得更直接：“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将诚信作为做人最基本的素质；朱熹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在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中，诚和信是互相连用的：“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都是真实之意。今天，也有学者试图将诚信分开解释，认为“诚”侧重对内，是一个内心自省的过程，真实、实在，实事求是，忠于事实；“信”则侧重对外，是一种社会交往的实践过程，言出行随，说话算数，坚守承诺。实际上作为一个示于他人的外观形象，诚与信不可能截然分离。道理并不复杂，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诚意，就不可能得到令人信的回报，至少是不能持久的。

正是基于先贤一代接一代对讲诚信的理论播洒和生动实践，华夏民族重诚信、守信用的传统才能土壤厚沃，嘉禾茁壮。充盈于文化典籍中的故事，几千年延续始终不绝于史，“一诺千金”、“一言九鼎”、“言必信，行必果”、“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等成语至今流传，成为根植于中华民族人心的文化传统，强有力地支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香火延续，展拓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