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吾师，还是爱真理？.doc 9页VIP

爱吾师，还是爱真理？ 　　海南小学校长性侵女学生的新闻，让“校长”一词成了过街老鼠，一时有“国人皆欲杀”之势。但是这个名称，在我心里有着特别的地位，让我想起关于父亲的一段旧事。 　　在家乡小城，我的父亲是一位小学校长。他十八岁当民办教师，在村子里教书，后来到城市里应聘，直至成为一所重点小学的校长。三年前积劳成疾，未到退休年纪就去世了。 　　他去世当天，我发了条100多字的微博，简述父亲生平，以寄哀思。正巧当地一高三语文老师读到，抄下来给学生作文课上用，没想到不少学生举手，说父亲正是他们的小学校长。结果那节作文课，变成了学生对当年校长的集体怀念。 　　2013年6月，我回北京办事，遇到北师大数学系一位女生，互相介绍以后她说：“您知道吗？您父亲是我上小学时的校长，有一天，老师体罚学生，我们就集体去找校长告状，在他办公室里诉苦，他对我们特别温和，我到现在还记得他。” 　　这两件温暖人心的小事，使我对中国式师生关系更多了几分体味。 　　中国老师：偶像已衰微 　　从孔夫子开始，中国的老师就不是一份简单的职业，“他”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人生的领路人，还是圣人的化身，是学生的道德偶像。一位知识渊博又堪为道德楷模的老师，在传统社会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在学生心中也位置特殊。 　　由于孔子就是一位老师，古代人们祭祀的时候，会设一个“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君是皇帝，亲是祖宗，师即圣贤。师徒关系与父子关系、君臣关系被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孝顺敬从成为封建伦理的价值核心。看电视剧《走向共和》，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与老师康有为思想发生了分歧，康有为盛怒之下，让梁启超跪下，然后举手就打。纵是梁启超这样有新思想的巨星，在老师面前也只能乖乖就范。 　　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提倡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读书人与官员的角色合二为一。尤其有科举制度以来，师门如官场，门生如下属，传道授业解惑与启用提拔恩宠一脉相承，知识的传承与权力的服从互相交叉，服从老师也成了天道纲常，而“欺师灭祖”则是大逆不道的罪行。 　　可见，在中华文化里，师生关系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在老师身上，往往附着了导师、父亲、上级、考官、恩人等多个角色，寄托着超出职业领域的情感因素，也是社会统治序列的一部分。当社会伦理运转有序时，中国老师的形象是美好的，往往与学生亲如父子，比西方老师更有情感亲和力，会留下“程门立雪”之类的佳话。而一旦社会走向末路，道德伦理崩溃，世风日下，师道也不可避免受到连累，变得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了。 　　我读一本钟丽思的回忆录《顽童时代》，她是1988年赴法国留学的女作家，在书中讲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生的故事，钟丽思的父亲是重庆的一位将军，当她因调皮被父亲暴打，小学老师跑到家里当面讨伐将军。将军站得笔直，一边恭敬地听着一边说：“老师教训的是。”还搀着老师的胳膊送出门外。而他的女儿小学毕业后竟然失学，因为太过调皮没有学校愿收，将军也无可奈何。 　　我拿着书向有经历的人求证，得到的回答说那是真的，五十年代师道还是存在的，可惜“文革”是一大劫，近年又一大劫，如今已有荡然之感。 　　今天的教育，被归入政府行政体系，小学校长是正科级，主任是股级，老师也成为等级序列的一部分，且在金字塔中垫底。同时，在以金钱为评价体系的社会阶层中，老师也成为收入低微的阶层，谈不上什么社会地位。那些大学教授、博导命运并无不同，只不过掌握更多一点资源，一面向行政机构“揽活儿”，成了课题承包商；一面向学生转包，学生成了他们雇佣的员工。 　　教育体系的衙门化，教育内容的政治化，老师地位的卑微化，教育成了政治体系的一环，这就是今日教育的真相。当社会伦理失序，也就是礼崩乐坏的时候，那些被赋予道德色彩最重的行当，往往沉沦得最彻底，也最令人痛心―如公仆、医生、教师。那个被称为禽兽的海南小学校长，只是当下社会道德生态的一个缩影；而倒台的衣俊卿局长和举报他的女博士，只是纯粹的官场游戏，已经谈不上师生关系了。 　　西方老师：世间无圣人 　　我现在住在英国爱丁堡，女儿在当地一所小学上六年级。一天放学，她对我讲了一件事：上课时，一位老师讲得实在太无聊，有个男生突然举手，他大声说道：“老师，你真的是一个很差劲的老师。”老师气得敲着桌子喊：“你怎么敢这样说！你太淘气了！”这位男生接着说：“可我是在说诉一个事实啊。” 　　我问女儿，老师去告校长了吗？“当然去了，老师气坏了，不过校长可没处罚那男生。”然后她对我讲起了《哈利?波特》：“你知道吗？哈利?波特干过同样的事，一天他们魔法学校来了个新老师，那位老师实在太差了，哈利?波特就恶搞了他一下，老师气急败坏去告诉邓布利多校长。你猜怎么着？校长送了哈利?波特一块饼干作为奖励！” 　　《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就是爱丁堡人，且是爱丁堡大学的毕业生，从爱丁堡大学到我女儿的小学步行只要十分钟。《哈利?波特》是个魔法故事，但我从中感受到了某种传承。 　　我对女儿说，我非常喜欢那个男孩。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我也算“阅师无数”，经历的差老师可不少，但我都以打瞌睡、看武侠反抗。遇到严厉的差老师，只好规规矩矩坐着，思想飞到球场去。从来没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你真的是一个很差劲的老师。”不仅没做，我连想都没敢想过。任何人都可以假设一下，如果这一幕发生在中国，那位说真话的同学，会不会从校长那里拿到一块饼干吃？ 　　通过对英国大学和小学的观察，我发现他们对所谓师道不太在意。一群大学生在酒吧聚会，他们的教授晚到了，就只好到处去找板凳，没有学生起身让座，或主动帮他搬个凳子，而老师也不以为忤，站在一边听学生们神侃。如果谁给老师让座，反倒会显得怪异。上课讨论问题时，学生们毫不客气，常提出刁钻的问题，问得老师直挠头，老师也从没觉得失了面子。 　　每到学期结束，女儿都会带回来老师评语，老师会这样写给女儿：“我想想自己是多么幸运，能跟你一起度过这一年，看着你盛开，变得越来越出色，每一个方面都做得那么好，你是个多么难以置信的孩子，而且还给我这么多的帮助……”每次读信，我都感动不已，常常发感慨，如果小时候老师这样称赞我，我愿意为她去死。 　　我问正读博士的妻子，老师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她回答：“当然是，他们跟学生的关系是平等的。我的教授就经常说，我得谢谢你们，有学生才有老师，如果没有学生，我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 　　经常听留学生说，英国的师生关系，看上去不像中国师生那般亲热，英国老师往往有事说事，谈完就走，说话也客气。有时师徒一场，连老师是不是单身都不知道，因为那是人家的隐私。 　　一位在香港留学的学生讲，她的老师是个西方帅哥，让不少女生情愫暗滋，但他从来和学生保持距离，见面也只在办公室和咖啡馆。我们会理解为这位老师很有道德感，但他其实不是圣人，他只是忠实遵守了一条校规：教职人员不得与在读学生约会，否则可能被开除。 　　在教师守则中，中国老师常被赋予灵魂工程师的地位，崇高道德的化身，对学生的课业甚至人生负有无限责任。但由于这使命太过高远，太过理想化而遥不可及，反倒显得虚伪。这与某些人说心有天下人唯独没他自己，或某些人说永远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是一个道理，不具有可行性。 　　我零散查阅了一些西方教师守则，发现中西差异很大，其中有这样的条文：“不得无故否定学生的独到见解。不得故意压制或歪曲学生进步的事实。记住学生姓名。不得当众发火。少提批评性意见。”“不得以任何形式歧视学生。不得有意为难或贬低学生。不得在大庭广众下让学生丢脸。不得与学生过分亲热或随便。处理学生问题如有偏差应勇于承认错误。不得采用强制或暴力。” 　　从这些朴素、细化的准则可以看出，西方教师被要求的不是当圣人，而是当一个符合职业规范的公职人员。这个规范不是空谈道德人格，而是根植于法律，其实也是对一个公民的基本要求，具有现实操作性。他们对师生关系的处理，体现出的是民主和平等的理念，尊重孩子的独立思想和人格。 　　中国的老师，我们往往将其推上道德神坛，却没有约束，殊不知没有规则，道德就是假的。现代社会里应该做的是去圣化，让老师变成正常人。中国社会不缺少道德精英，唯独缺少契约精神和规则。 　　其实从这个小视角，我们不仅能发现师生关系方面的中西差别，也会联想到中西社会在传统、道德、法律甚至政治方面的差异。 　　三个月前，我读到一则新闻，一中国内地学生在英国巴斯大学留学，不幸挂科。他去找导师商量，导师告诉他，需要补考或延时毕业。过两天，学生又去找导师，在导师桌上拍下5000英镑，对导师说：“让我及格，就不来烦你。”导师拒绝了，该生拿衣服走人，没想到口袋里掉出一把仿真手枪。导师将学生告上法庭，该留学生以“贿赂和携带仿真器械”被判入狱12个月。媒体还报道，该留学生家境不错，父亲是官员，家里还做着生意。 　　这则令人莞尔的新闻，是一则典型的中英文化碰撞的案例。权力、金钱与暴力的崇拜者，和法律与职业道德的信奉者相遇，结果前者在英国付出了坐牢的代价。我们也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在中国，这样的学生遇到中国教授，又会有怎样的中国式解决之道呢？ 　　东成西就，亦师亦友亦温文 　　东方和西方的教育思想和师生关系，各自都有一个源头，且这两个源头在时间上几乎同步。 　　孔子和他的门下七十二贤，是中国三千年来最著名的师生佳话，也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师道传统。在孔夫子的学生中，我最喜欢的是子路，虽然年龄老大不小，但总跟老师唱反调，偶尔还调侃一下孔夫子。但道学家们最喜欢颜回，把颜回树为孔夫子的好学生，老师说什么就赶紧去学，从来不说一个不字，直到把自己累死为止。 　　不仅是教育，西方几乎所有社会思想的源头，都来自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三位大师。令人震惊的是，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又是柏拉图的学生。苏格拉底对学生平等以待，他的问题式教学和启发式教学令人心醉。而亚里士多德，面对别人对他背叛柏拉图的指责，则说出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言。 　　千古帝师孔夫子和古希腊三贤，学问大小不论，仅就老师的道德风度、人格魅力，在我心中是一样的壁立千仞，有望洋兴叹之慨。那么，千年之后的今天，早已与古中国“割袍断义”的中国，道之不存师之不存的当下，什么才是理想的师生关系呢？ 　　思来想去，琢磨再三，我认定1917年的北京大学、1925年的清华国学院，以及1938年的西南联大，终究比较接近我理想中的样本。 　　新文化运动时期，在蔡元培校长兼容并蓄的办学理念下，北大既有留美归来的新派老师胡适之，也有黄侃、刘师培这样的国学大师、前清遗老，有革命派的陈独秀，也有守旧派的辜鸿铭，有没上过大学的梁漱溟，也有当公务员的周树人。他们学问各异，思想更是五花八门，但有一点相同：都要站上讲台凭本事争取学生。 　　而学生们也很不好惹，哪个老师讲得好他们去集体捧场，老师讲得不好，就有学生当场发难，直至把老师轰下台。27岁的胡适有点怯场，得亏北大学问最渊博的学生傅斯年力挺，才迅速站稳脚跟。这样平等又具有挑战性的师生关系，已经超越了中国传统，具有西方大学的风格。 　　课堂之外，有的老师不拘小节，与学生们在北大红楼外的酒馆茶肆高谈阔论，有的老师忙着教私淑弟子，发现有天分的学生，即想方设法培养，以期收入门下，继承自己的衣钵，这又有了中国传统的师徒相授的特点。如当时傅斯年就很抢手，他最初被国学大师黄侃收入门下，成为得意弟子，但很快，他就被胡适吸引，成了胡适“门下走狗”。 　　在当时的北大，无论老师学生，做学问都受到西学的影响，同时又从小接受私塾教育，都有国学的底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