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与生活，才是属于“赵小雷”的简单快乐。哪怕就在今天，他满了32岁，也不影响内心总有一片单纯又干净的地界儿——他管这叫做“初心”。“如果说的再痞一点的话，初心，就是我以前放荡不羁的那个劲儿呗，”与新京报的专访临近结束，他平和的语调中越发显露出倔强，“就是，我按照我自己的步骤来，我才不管你是谁，我才不管你要我做什么。我，自己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胡同生活

“因为我要出去上厕所，只要一跟大家（邻居）打招呼，他们就会说，哎你别走，你等一下，我拿一东西啊！然后就拿过来了一张唱片，或者一张照片让你签名。”

“因为我要出去上厕所，只要一跟大家（邻居）打招呼，他们就会说，哎你别走，你等一下，我拿一东西啊！然后就拿过来了一张唱片，或者一张照片让你签名。”

T恤是从工作室角落里随手抽出来穿上的，夹脚拖是胡同口超市里最基础的款式，而没有任何修饰的面庞上，还残留着凌晨四点录完音的熬夜痕迹——当这样的北京孩子赵雷站在烤炉前，汗流浃背的翻动着羊肉串儿、挥洒着辣椒面儿时，有一瞬间，你很难与舞台上那个抱着吉他歌唱的他重叠在一起。但他手一挥，毫不在意，“在我这儿，没那么多规矩啊。”

人物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赵雷已经在这个小院儿里生活很多年了。虽然如今他在别处给父亲买了房子，但这里依然是他音乐诞生的基地。哪天闲了，他就从家跑步到院子里，开始新的一天。有的时候，当他一走进胡同，街坊四邻就有人能认出他来，“以前有个大爷过来喊我‘小赵啊’，”赵雷模仿着邻居的声调，“我说哎您好您好，他说‘你这也不跟我们打声招呼，也不跟我们说话，跟我们根本不热乎’。我想这大爷是哪个院的啊。当然我不能这么问人家，因为毕竟人家年纪很大，你肯定要尊重。然后他说‘您是回民吧？我也是回民’，我就说您就是前边那个院的吧？他说‘对对对，那就是我们家，回头去我们家教我闺女弹琴啊，我闺女特别喜欢你的歌，她也弄把吉他，你教教她回头！’然后过一会儿再往前走，又碰到一个大哥，大哥就喊，‘赵老师，什么时候在胡同里给我们开一场演唱会啊？’我就说，好咧！没问题！”

在这条老北京的胡同里，街坊邻居们其乐融融。但赵雷说，有一次他真的就被一位大哥扯到家里，给他闺女签过名，“所以我有时候也挺害怕。而且因为我要出去上厕所，就经常会在那边碰到他们。我只要一跟大家打招呼，他们就会说，哎你别走，你等一下，我拿一东西啊！然后就拿过来了一张唱片，或者一张照片让你签名。”

人物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除了邻居之外，也有偶然得知地址的歌迷来敲门，“比如拎着酒，拎着吃的过来找你，不过一般大家都比较礼貌，敲敲门，挂门上就走了。”但也有困扰他的事件发生，“有个歌迷之前老来，而且每次来就像到了家一样，有一天我在那洗衣服，她进来之后就跟我说，‘哎，嘛呢，洗衣服呢？”说到这，赵雷有点无奈。而这种现象发生的更频繁地时间节点，来自于一档节目，“主要还是《歌手》嘛，因为那个节目太火了，对，大家都在看，影响力比较大。”

《歌手》之后

“每个人选择的不一样，我一直在创作。我不想大家揪着这首歌（《成都》）不放，好像你只有这么一首歌一样。”

“每个人选择的不一样，我一直在创作。我不想大家揪着这首歌（《成都》）不放，好像你只有这么一首歌一样。”

“我从来没拿自己当什么公众人物。”赵雷说。

但他自己也知道，走在路上被人认出、要求签名合照，本来就是公众人物才有的“待遇”。“可是我自己又不想承认。所以我们也选择了很多节目不去上。唱歌可以，但是什么作秀的那种节目，从来不去上。”

2017年初，赵雷在独立音乐界早已有了不小的知名度，但因为在节目上抱着吉他淡淡歌唱了一曲《成都》，他彻底“火”了。关于各种评价，他说自己偶尔会看，但是看的没有那么多。“反正在上这个节目之前，有点预感。”而在这之后，直接结果就是，总有人邀约他唱这首所谓的“代表作”。

赵雷参加《歌手》

在前不久的一档纪录片中，赵雷面露崩溃神色说：“这首歌已经快唱‘吐’了。”虽然他心里清楚，许多歌手都经历过类似的阵痛期，“但是我只想说，每个人选择的不一样，我有我自己接下来的作品。对，我一直在创作。我不想大家揪着这首歌不放，好像你只有这么一首歌一样。这就是我有时候选择不唱的理由。”

同样，由于忍受不了机械的重复，在去年的一场演唱会中，赵雷也对过于密集的场次安排公开表示过不满，“其实我只是想把歌做好而已，如果大家都喜欢，这才是让我引以为傲的事儿，这也才是一个武夫该做的。武夫就是要习武嘛，关于那些需要智谋去取胜的事，就交给那些军师吧。”

赵雷希望自己能静下来，专注做些事儿，为此，他还关了微信。平日里，朋友们只能依靠短信和电话联系他。“其实音乐上，如果能像一只蛐蛐一样，一直叫唤着，开开心心就行了。”他望了望窗外的院子，“对，其实蛐蛐是叫得最多的。我觉得它比什么牛啊羊啊狗啊叫的都多。在夏天的草丛里，蛐蛐就是一直在出声的那个生灵吧。”

一只刺猬

“我妈走后，我爸就是我的家了，我和他的关系越来越好，我经常不回我屋睡，而是跟他一床睡。”

“我妈走后，我爸就是我的家了，我和他的关系越来越好，我经常不回我屋睡，而是跟他一床睡。”

在赵雷的工作室里，到处摆满了刺猬玩偶。这只动物已经成为了他的一个标志——他把这只动物的形象放进演唱会里，印在衣服上，任何熟悉他的人看见刺猬，第一时间就会想起赵雷。这也许是因为某种相似——赵雷总有自己的固执和坚持，就像浑身的刺。不过，刺猬的刺有多坚硬，肚皮就有多柔软。

赵雷从小是个“皮孩子”，招猫逗狗，贪玩撒野是童年的常态。直到现在，他还时常惦记着小时候胡同口的那棵石榴树，“石榴那么大个，肯定特别甜，要是能给它偷咯……”说着，他笑了起来，“其实现在也爱贫，爱闹，有时候我们在车上，看到路人在马路旁站着，就会问他一句，‘嘿！走吗？’让人以为好像我们是黑车司机，特有意思。”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赵雷都处于走走停停中。图片来自艺人微博

沿着非传统路线长大的赵雷，在十几年前，“流浪”遍了祖国的西部。直到今天，他身上仍然保有着放荡不羁的劲儿，但那片底色不是狂妄，而是善。赵雷有一个习惯，就是去外地演出时，都会把父亲带在身边，“他就是我的家了。对，就是无论你买了什么房子，买了多牛的车，认识多好看的女孩，全扯淡。在我出去以后，如果老爷子不在我身边，我会非常不踏实。”

“小的时候，我妈是那种特爱逗的人，我就天天的看着他们俩逗一下或怎么着。”赵雷回忆着，“在我妈那儿，我学会了摸摸他肚子，摸摸他脸，然后亲一下。我妈走了以后，我跟我爸的关系越来越好，我经常不回我屋睡，而是跟他一床睡。有时候要出门，晚上不回来了，我就给他剪剪脚趾甲、手指甲，心里踏实一些。”

赵雷说，其实他希望一切都不要改变，“如果都能像从前那样，就好了。”而今年将启程的巡演，他也用了一个怀旧的数字做主题，“2495，其实我常用的密码就包括这几个数字。也是我家以前座机号码的后四位，我一直都记着这几个号码，也经常能想起那个已经停机的电话。这对我而言，也是对从前的一种怀念吧。”

赵雷和爸爸。图片来自艺人微博

赵小雷的音乐故事

2011年，赵雷正式推出第一张专辑《赵小雷》，此后，他相继推出了《吉姆餐厅》《无法长大》两张完整作品以及数首单曲。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不同的地名，而许多音乐养分，正来源于他四处游历的生活。

北京

如果做一个比喻的话，北京就是血和心脏，或者说，灵魂。出去太久了之后，我会觉得我丢了我的心脏。比如在美国待一个月，我会非常非常想回来，我就喜欢坐在这个小屋里，看看书，看看电影，或者就干坐着。我还记得，《北京的冬天》这首歌，是我在一个楼下的小花园里写的，当时我去找一个朋友，在楼底下等他。那是2007年，我刚从云南回来，没地儿住，就等他给我送钥匙。等他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冬天又来了，我还是这样，虽然去了那么多地方，可我还是一无所有。后来想着想着就写了这么一首歌。

丽江

回北京之前，我从拉萨到了云南，包括丽江。《再也不会去丽江》，其实并不是说我真的再也不去丽江了，也不是说丽江不好或者怎么样，而是因为我在丽江有过一些痛彻心扉的事发生，也遇到了一些不太好的人和一段爱情。我说我再也不去丽江，是我不想再回到过去的那种状态，因为丽江让我整个变了一个人，我回到那儿，就会想起很多事儿。这首歌出来之后，我也确实再也没去过。我都是去大理、昆明这些地方。

在大理，赵雷和吉姆餐厅。图片来自艺人微博

西安

当时我从丽江去了攀枝花，回到成都，又去的西安。我记得我到西安的时候就没钱了。我当时去一个地下通道，里边有一个卖画卖艺术品的人，他支了个摊儿，有一个歌手在旁边唱歌。这个歌手跟我说，你要是想在这唱歌，必须要先跟那个卖画的人说，得排队。然后我就跟那卖画的人说，大哥，我是从北京过来的，我没钱了，我一会儿能在这唱歌吗？他说可以唱，等一下吧，等那哥们唱完了。我说好的。后来，我唱了一个多小时，发现也没什么人给钱，只赚了五块钱。就觉得算了，可能这么唱下去，也就这样，就走了。就在钟楼旁边，找了个小旅店，三五十块钱一个床位那种，然后让家里边给我打了点钱，回了北京。

成都

成都现在倒是经常会去，演出啊什么的，我很喜欢这座城市。我也去过小酒馆，但是路过也没有人认识，挺好的，就像一个游客一样。有一次我跟老爷子我们几个人在那边吃饭，老板就跟我们聊天说，你们是哪来的？我们说是北京来的，老爷子就说，啊这边这个小酒馆可是够火的，老板说，对对对小酒馆特别火，那个唱歌的赵雷把它唱火了。然后就有人问老板，赵雷你见过吗？他说，没见过，但是赵雷以前老在这边待着。我一想，其实我以前就在玉林路住过一个星期啊。又有人问他，那你要是见着赵雷，你会认识吗？他说那肯定不认识啊，你们，不会也是做音乐的吧，怎么我看你们都挺像搞艺术的？我们说，我们不是，我们也要去小酒馆照相，合影，然后就走了。这个老板始终也不会知道你是谁，这个感觉是最好的，你知道吗？这是最好的。

口述：赵雷

注：该篇专访原载于2018年7月20日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