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创始人柳传志40岁创业、65岁复出、67岁退休
柳传志：“我的目的是要办一个长久的公司，在我卸任以后依然能发展得很好，这就是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让这个事业基业长青，就像一个家族企业的血脉传承一样。”
“很多人老拿我跟（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比，我特别佩服任正非，他敢往上（技术）走，我不行，我做不到；人的性格不同，我真的做不了这样的事。我是走了100米，大家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完了，咱们再看好路，再爬100米。如果损失，最多只能损失1/5，其他部分不能受损失。这种求稳的做法，就是适合我的性格，适合此刻在中国的环境。”
“改革开放以后，少数人先富起来了，我们就是受益人。我们真的肩上有责任，我们真得做好人。我的中国梦就是把联想办得更好，这里边也能够为中国的富强出份力，让联想的员工生活得更幸福，也是使中国的老百姓生活更幸福中的一部分。”
马云直言柳传志是中国企业家的楷模，亦是自己的偶像。“柳传志在心力、脑力和体力上兼具三方面的优势。”马云说联想的创业史《基业长青》是他最早阅读的管理学入门书籍。
王健林称柳传志为“大哥”，而当被问到“最欣赏的企业家是谁”时，王健林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柳传志。王健林对柳传志的评价很高：“老柳是真正有企业家领袖的范儿，正派、公正，而且对朋友有错误就敢于直言”。他强调，“这是很难得的，很多人只说恭维话，所以(柳传志)得到了大家的拥戴。”
柳传志，企业家、投资家、全球CEO发展大会联合主席。1984年他带领11个人创立联想，被称为企业家领袖、IT教父，中国政府给予他“中国改革风云人物”和“全国劳动模范”的荣誉，《时代》周刊曾评选他为“全球25位最有影响力的商界领袖”之一。
1944年4月29日，柳传志生于上海，祖籍江苏镇江。美国《商业周刊》说他是“衔着银勺子出生”，意即他出身富贵。
祖父是钱庄的小职员，兢兢业业地干到了经理，稍有点积蓄就把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送去上学。
父亲柳谷书自幼好读书，在上海大夏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考上了上海中国银行的一个职位。他还曾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任法律处副处长。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195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63岁的柳谷书还创办了香港中国专利代理公司。
父亲柳谷书
母亲出生于镇江一个大户人家，她的父亲是孙传芳属下的财政部长。
柳传志和母亲的合影
柳传志上初中时正是国家困难时期，母亲在贸促会图书馆时，开始为柳传志挑书，一拿回来就是30来本。一些历史书和文学名著，如《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基督山恩仇记》等，还有杰克·伦敦、大仲马的书。母亲说：“就知道老大要看书，吃不上，就满足他看书吧。”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柳传志如饥似渴的读着书。
柳传志的演讲能力也是受母亲影响。
柳传志对母亲的回忆：“现在一般人愿意请我讲些事情，认为我讲演逻辑性强，也挺生动，那是受妈妈的影响。记得1952年前后，没有谁重视讲演，讲演那时叫讲话，但是我妈妈重视。她鼓励我在课堂上举手，让我觉得讲话没有什么可害臊的。也许是因为她在抗日战争时期看到了宣传鼓动的力量，因此她对我说，你应该有讲演的能力。
更有意思的是她平常是很好静的人，但1949年我们刚从上海搬到北京时，我大概5岁左右，所在贤宁小学要开一个庆祝会，竟然邀请她作为家长讲话，她还就答应了。开会时，看到妈妈走上主席台，把我吓一跳。后来想，她那是要给我做样子。
我是联想主要创始人，但和大家共同分享联想的股份，我在其中只占2%左右的股份，我觉着这和妈妈对我的影响分不开。
妈妈特别善良，困难时期，所有人家都陷入饥饿之中，吃饭时，妈妈总是默默地把饭分成几份，自己留最少的一份，尽量把有营养的和多的留给父亲和孩子们，特别是我。因为我那时马上就要考大学了，总觉着吃不饱。
记得父亲到香港开辟一片事业，家里为照顾父亲请了一个阿姨。每天早晨，为了让阿姨休息好，母亲会先起来把荷包蛋煎好。过年过节，要先给阿姨、司机、大夫包好红包。所以，我们是从爸爸身上学到正直、求实、诚信，在妈妈身上学到善良。
柳传志和母亲
妈妈公私分得清楚，随着事业逐渐做大，爸爸有时因工作允许想带妈妈到国外去走走，妈妈却总要问清是不是经过对方允许、费用是不是公司出，如果公司出，妈妈决不会去，这对于我很有触动。我在香港办公司时，她一度担心我爱钱财，后来看我对这方面根本不在意，看我和香港人都是公事公办，才放心。
2008年，爸爸和妈妈都走了。我和弟弟妹妹在妈妈的住所用一个房间作纪念室，摆满了妈妈曾用过的东西、父母及家人在各时期的照片，每每在房间里驻足，看着妈妈慈爱的目光，我便会感到妈妈还在身边，对于她的孩子们，还在给予，给得很多很多。”
1949年秋，柳家搬往北京，虽失去了往日的富裕，但仍属殷实人家，父亲在中国银行工作。
柳传志童年照片
柳传志很小的时候就熟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和《三国志》等名著，“我在少年时期就把整套《水浒》和《三国》翻了个遍，基本是烂熟于心，这两本书对我影响比较大。《三国志》里令我最伤感的人物是诸葛亮，满腹经纶、学富五车，却落得个凄凉下场，让人不胜唏嘘。”
1953年，9岁的柳传志
“父亲是我的榜样，父亲给我的可能更多的是不断地追求，就是想做事儿。妈妈那儿更多的还是善良，我妈妈和我爸爸都非常善良，就是对比自己弱的、应该帮助的人，施以援手。
我觉得我受我父亲、母亲的影响都还是很大的，他们还是以身教为主，也有言传。举个例子，像我们住的中国银行的宿舍，是一个大的四合院，有一个赵大爷，是传达室的工作人员。他去世以后留了一个老太太，没孩子，那时候我们家里头就一直每个月给老太太15块钱，等于她的生活的唯一支柱。
后来一段时间，我父亲工资减得不到三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叫我们一定要坚持给老太太最起码每个月5块钱，让这个老人一直能生活下去，最后一直到给这个老人养老送终。老太太对我们也挺好的，尤其对我小妹妹都挺有感情。
所以做人要正直、要善良，父亲既跟我们说，同时也给我们做了榜样。我觉得我的孩子要跟我学的地方，比如做人要诚信、要正气，有时候在家里谈及一些事情，他们也知道我为人的准则。”
柳传志依然记得并努力实践父亲送给他的一句话：人有两样东西谁也拿不走，一个是知识，一个是信誉。
1955年，柳传志初中照片
1955至1961年，柳传志在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原育英学校）学习。
“1961年，我是北京25中的一名高三学生，我们中学生是早上8、9点钟的太阳，所以享受着最高待遇，一个月32斤粮，半斤油，半斤肉。知道什么叫一个月半斤油吗？那是在一锅熬白菜煮熟的时候，油瓶口顺着筷子点入几滴油，使锅里漂着油花，一个月下来，这半斤油就用完了。知道什么叫饿吗？那就是耗干净你身上的脂肪，然后再耗你的肌肉。有一天夜里，我饿的实在受不了，想起抽屉里有一盒中药是羚翘解毒丸，我就吃了两颗，几小时后药性发作，抽筋断肠，头痛欲裂。”
时至今日，柳传志还爱逛食品商店，就为了过眼瘾：“一个挨过饿的人和一个没有挨过饿的人，对一碗红烧肉的感情是迥然不同的。”
柳传志17岁在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读书时的照片，“这是我当时读书的照片，那时作为学生，个人的感觉跟真实的历史的感觉可能不一样，所以我先谈谈我自己当时个人的感觉。我当时自我的感觉，66年以前几乎完全就是这样，天天向上，充满朝气，理想坚定，坚决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完全真实的想法，这是当时那个阶段，从小到大始终是这样的。”
1961年柳传志高中毕业，那时候军人很神圣，年轻人无论男女都想当兵。柳传志经过飞行员招考一轮又一轮的考核，成为全校唯一的入选者。
“我17岁高中毕业那年，受到一个重大挫折。我们高中毕业的前一个学期，就开始挑飞行员，200多人里楞就把我挑上了。哎呀把我得意的!军官到我家里，跟我妈也说了，轰炸机是金子做成的等等。我认为我已经被选上了，所以那一学期整个就没看书，瞎玩了半年。
但是高考报名以后，忽然间空军找到学校，通过老师跟我说，我的耳朵有些问题，因此被淘汰了。班主任那天跟我说的时候，我一下就懵了。我招谁惹谁了!我考清华没把握，考北航还不手拿把攥吗?真的是考大学，我相信稍微用用功，成绩会很好。结果那一下就耽误了。
我回到家特别沮丧，学校已经通知我父亲了，他那天早早回家，晚上跟我母亲和我谈，其中有一句话让我牢记心中。
父亲说，只要你做个正直的人，不管做什么行业，都是我的好孩子。这句话当时感到很温暖，觉得父亲特理解。第二天父亲还是找了学校，学校发现西军电，就是今天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兵的还没走，我就去了西军电。
柳传志
到学校后’两忆三查’，我才从指导员那知道，根本不是因为耳朵问题，是因为我有个舅舅是右派。但当初要是当了飞行员就办不出联想，顶多是开飞机，开不了多久就地勤了，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人生就是这么神奇，挫折也许就是未来的机遇。”
柳传志成了西安军事电子工程学院雷达系的一年级学生，学校最著名的专业是原子弹和导弹。校方虽然接受了这个学生，但还是认为他的政治不够清白，所以不能接触原子弹和导弹，只能去学雷达（西电二系）。
在西安军校每个班里都配备有班主任和指导员，他们挂着少校的军衔，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斗英雄。班主任王岱成给他们讲了很多他们早年打仗的故事，经常听得人热血沸腾、激情澎湃。在西安，柳传志接受军事化管制、严格的体魄训练和思想教育，成为先进分子，还当上了小组长——相当于军队中的班长。
柳传志在入党时还遇到了麻烦，那些来自农村的同学说他缺少工农感情。
“1961年我到了军事学院，那时候我17岁，积极要求入党，怎么要求也入不进去。当时有一个劳动模范，掏粪工人时传祥，因为淘粪淘得很好，受到了刘少奇的接见。于是我回北京后约了在北京的几个同学去掏大粪，整整掏了一个星期。当时并不觉得是为了表现，真的也是觉得我是不是工农感情差，在当时还是真的是决心要改造自己的，改造自己的思想，解决缺乏中农感情的问题，这样的话就去掏粪去了。”
柳传志（前排右一）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时与校友和老师的合影
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这里柳传志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在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来自湖南的龚国兴和柳传志相识了，两人是同班同学。
柳传志后来回忆大学生活时说起，龚国兴（妻子）的学习成绩特别好，从来不会掉出班级前三名，也是不少同学甚至老师的倾慕对象。可那时他们读的是军校，读书期间是不允许谈恋爱的，龚国兴还拒绝过不少暗地里的追求。
青年时期的柳传志英气逼人，非常帅
做毕业设计时，柳传志给龚国兴写了第一封情书：“如果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就在胸口别一枚毛主席像章……”
第二天，排队打饭时柳传志发现龚国兴并没有戴毛主席像章，当时就觉得挺受打击。不过好在这个打击并没有持续很久，洗碗的时候，龚国兴给他塞了个纸条，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么重要的事情，用别个章来表示似乎不太合适。虽然没别上毛主席像章，龚国兴与柳传志感情还是越走越近。
19岁的柳传志与父母的合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大学毕业的柳传志被分配到成都国防科工委十所。
文革初期，当时学生们开始分裂为两派，一派“造反”，一派“保皇”，两派经常辩论，22岁的柳传志能言善辩，一度成为造反派的灵魂人物，
柳传志他们最初经常干些不讲理的事说些不讲理的话，直到父亲以及身边的长辈被批斗，他重新思考，发生了转变，从一个坚决的造反派变成了逍遥派。红卫兵司令部的司令跑来批评他“革命意识衰退”。柳只哈哈一笑，说自己已经坠入情网，“不搞革命了，搞对象。”
“我在文革开始时是积极响应，66年10月开始受到多方面影响，比较怀疑和迷茫。我比较特殊，大多数人那时候比较坚定，很快有一个迷茫，觉得可能有很多历史遗留的矛盾通过文革爆发，很快有了自己的想法，心如死灰，自从邓小平出来以后又开始心中活跃，批邓开始以后悲哀转为了愤怒。
个人体会有这么几点，第一点体会就是无政府主义是很可怕的。第二点体会，个人崇拜，外人觉得好笑，当事人是迷在其中的。我们当时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这是每天都必须进行的。第三，人性有善的一面有恶的一面，人与人又有不同。”
柳传志
196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要求1966年、1967年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
于是柳传志在成都工作了2年之后，和龚国兴一同被分配到了广东珠海白藤农场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到那里劳动。
柳传志回忆说，1968年到1970年繁重艰苦的劳动是“痛苦不堪的事情”。“生活上很艰苦，那时男生就穿一个裤头，穿衣服几乎等于不穿，还要在腰里经常别上一块塑料布，为了防雨，自己多年难愈的湿疹就是那时落下的病根。”
在那个年代柳传志是知青中“叛逆”的另类，当年不少战士“一心想着保卫毛主席，半夜还起床割稻子表现”。而他很痛苦很矛盾，坦言自己和很多同龄人心里都“很抵触”上山下乡，尤其是不愿意在农村待上一辈子。他说：“那时没有想到以后具体会做什么，但在暗暗积蓄力重，等待为国出力显示价值的机会，那是段难忘的磨炼。”
柳传志说，现在的社会口号明显少了，他当年最害怕的是口号。柳传志还记得当年的两句口号，一句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还有一句比较可怕，领导本来说割完一块田就完成任务回营了，但累个半死好不容易干完了，领导发话：“毛主席说了，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前面还有一块。”柳传志说，现在想想，真的可笑。
柳传志说相比以前生活在极“左”的路线下，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在一个很好的时代，“一定要珍惜”。“那个时候，国家真的走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极端，你这个年纪的人可能想象不到的，也没法理解。””
柳传志和龚国兴在珠海白藤农场
1969年，柳传志和龚国兴的感情瓜熟蒂落，两人结为伉俪，在白藤农场举行了简单而质朴的婚礼。最初夫妻俩都住在集体宿舍，六个人住一间。两口子分居两处，生活甚是不便。
1970年柳传志的儿子柳林出生，柳林后来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系，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了硕士学位，现在自己做投资与互联网金融。
柳传志儿子柳林
柳传志在谈及儿女时，他称儿子特别怕别人知道是父亲是他，给他带麻烦，但是他教导子女：“你们要是对人谦虚、平和、能做事情，就是给我加分的，说是我孩子，我一点也不紧张。”
1971年柳传志夫妇被分配到中科院计算所工作。在那里，他们度过了13个春秋。柳传志对于研究并不是很感兴趣，但通过这份工作他可以调回北京。
柳传志和妻子住在计算所东墙根的小区，终于有了一个小屋，那是机房里一个6平方米的小房间，屋中只有一张床，床下是地板，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后来计算所造起了一排自行车棚，大家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们把自行车棚分成一间间方格子，用篱笆掺着芦苇秆填补四围缝隙，一面墙打出方洞当做窗户，另一面墙开出缺口安装门框，就这样为自己建造了一排新宿舍。这样柳传志夫妇就有了这个12平米的新家。
“70年代我和太太上街，曾经梦想老了以后能买辆三轮，我拉着你去旅游，我当时的最高储蓄才80块钱。早前是贫穷，贫穷到无法想象。我在科学院工作的时候，冬天大概1个月只能洗1次澡，当时为了省煤，炉子封得比较严，冬天早上室温只有4度——就是现在家里冰箱冷藏室的温度。家里还有小孩，你想那是什么感觉？而更苦的是大多数人的迷茫，不知道将来要往哪儿去。”
“记得以前逢年过节，男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到菜市场去买菜，要起大早在菜市场开门之前就排在前面，一开门就往里冲，以便在凭票定量供给的猪肉和鸡蛋之外还能买到一只鸡。”
1978年，柳传志女儿柳青出生，为了在门口违章搭建一个像样的厨房，他们经常推着板车到外面拉沙子，帮忙的有后来成为联想11个人之一的马文豹、李勤。修房子的水泥是从计算所院里料厂里“偷”来的。为了这些材料，柳传志和他的同事们没少花时间跟里料厂的看门人老戴搞好关系。终于，12平米的小房子又多了一个4平方米的小厨房。
柳传志和妻子龚国兴以及女儿柳青
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家里，最多的时候住了7个人。除了夫妻俩和一对儿女，还有岳父岳母，妻子的外甥女芳芳。于是，一层床不得不变成了上下铺，然后又增加了折叠床——晚上摊开白天收起。
“1978年女儿出生，我一边给孩子洗尿布一边抓紧学习，感觉春天真是要来了。”那时，他还是计算所第六研究室的工程师，为了推广技术成果，第六研宄室专门成立了一个课题组，把他们的技术成果推广到各地。“这是我涉足商业的最初阶段，既给所里挣了钱，也改善了个人生活。”
柳传志和儿子柳林女儿柳青
“柳林（儿子）上小学、中学的时候，我还没办企业，我有时间跟他折腾，爷儿俩一起去玩玩，或者研究什么。柳林上小学的时候要想考重点中学，提前两年开始我跟他折腾作文，折腾完了以后作文有很大的提高。今天柳林写东西不错，我就让他牢牢记住这跟你爸爸是有关系的，他承认这一点。
到柳青（女儿）小时候，尤其上学以后，我几乎没有参加过她一次家长会，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办公司了，她妈妈关心的更多一点。”
左上柳传志和儿女，左下全家福，右为柳青和哥哥柳林
柳传志走上创业之路，是因为“憋得不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大学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有精力不知道干什么好，想做什么，都做不了，心里非常愤懑。”
“我们确实是不甘心当时的憋屈，我是一个科学院计算所的技术人员，以前一直是文化大革命，整个是应该讲乌烟瘴气，极度贫困的生活，打倒完四人帮以后，十届三中全会是要发展了，科学院又是国家重点发展科学的地方，大家格外的高兴，确实也提工资了，分房子倒没有，但是提工资开始了，生活好转，但是我还是觉得憋屈，因为在那以后连续大概做过了三个科学成果，都还得了奖，但是这些科学成果做完了以后，又没有复制成更好的东西推到市场上去，又开始做新的研究，我们写了论文，评了职称，提了工资就完了，这个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些不甘，我就想干什么呢？国家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呢？”
创业之前，柳传志在科学院计算所外部设备研究室做了13年磁记录电路的研究。柳传志说“虽然也连续得过好几个奖，但做完以后，却什么用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1980年我们做了一个双密度磁带记录器，送到陕西省一个飞机试飞研究所，用了起来，我们心里特别高兴。但就在这时候，我们开始接触国外的东西，发现自己所做的东西，和国外差得太远。这使得我坚决地想跳出来。”
1984年计算所的财务状况越发糟糕，来自政府和军队的订单几经绝流。所长曾茂朝告诉柳传志：“政府对我说，他把钱都放在用户的口袋了，有本事就去拿吧。”
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所长曾朝茂
当时中关村街上办起了一片公司，中科院计算所也有人出去办公司，或者给人打工，验收机器，验一天收入三四十元，当时计算所一个月的奖金也就30多元，这对计算所正常的科研冲击很大。
图为80年代中关村，当柳传志下海的时候，中关村已经有40家科技企业，并在北京城里拥有了“电子一条街”的名声
八十年代的北京中关村
另外国家《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即将颁布，其中计算机被列为应用科学，财政拨款在五年中会逐步减少20%，这意味着5年之后就不会再有财政拨款。面对于此，计算所所长曾茂朝想：能不能计算所自己办个公司，积累点钱，上缴给所里，解决所里急需的实际困难。柳传志以往表现出来的组织能力使曾茂朝觉得他是最佳人选。
那时候有教养有志气的人是选择去做科学家，经商的名声并不好听，“科学院毕竟是神圣的殿堂，象牙之塔，大多数人会觉得办公司的人，我们是被铜臭熏的，想挣钱了，各种各样的说法。”
柳传志回忆创办公司：“记得曾所长是这样跟我讲的，他说，院里要削减事业经费，五年之内要削减为零，成还是不成，现在都说不清楚，不如咱们先埋伏下一支军队，你们先做这件事，不行我再把你们接回来。万一这条路能走通，将来我们所里也不至于没饭吃。当时我们这些人，包括比我们年岁大的人，毕业以后一直在一个单位工作，没有换工作的，换工作比离婚还难，人人到一个地方就扎下去了，不要说出来办公司，连离开这个事业单位，那时也根本不敢想。所以回想起曾所长说的这番话和我们当时的实际行动，觉得是一种壮举。”
柳传志早期工作照
“突然来了这么个机会，特别想做事。科学院有些公司的总经理回首过去，总喜欢讲他们从前在科研上都多有成就，是领导硬让他们改行。我可不是，我是自己非改行不可。”柳传志开始的时候已经40岁了。
“我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80年代科学院里最有想法，有奔日子劲头，年纪最轻的是我们这批人，从历史环境来看，当时的40岁跟今天的40岁情况有所不同，当年40多岁就相当于现在的22、23岁的人。”
所长曾茂朝将计算所的传达室的两间房子交给柳传志使用，又给了20万元（2.5万美元）作开办经费，还给予了很多支持：可以使用所里的技术成果，可使用计算所里的办公室、电话以及所有资源等。
联想前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的牌匾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并排挂在计算所大门
中科院院长周光召说你们要好好干，争取变成年产值200万的大公司。20万在当时搞计算机只能买两台半电脑。曾茂朝承诺他们，如果公司办不成依旧可以回计算所。当时计算所还给予公司三项政策：
1 公司可以到所里挑人，不要的人可以退回计算所
2 实行总经理负责制，经营、人事、财务计算所不干涉
3 给一块计算所的金字招牌
1984年11月，40岁的柳传志和11个同事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在中科院计算所一间20平米的小平房（中科院计算所传达室，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南路2号）里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前身）。
柳传志后来回忆说，“它的位置在计算所西大门的东边，房子是砖头砌起来的，外面是深灰色的，里面被隔成两间，水泥地面，石灰墙壁，房子里没有写字台也没有电脑。外屋有两个长条凳，沿墙角一字排开，里屋有两张三屉桌，桌子条凳都不用花钱买，是人家不要的破东西。”全公司有11个人，全数超过了40岁，唯一的技术专家是副经理张祖祥。
当时公司由王树和任总经理，柳传志、张祖祥任副总经理。
公司总经理王树和（左）与副总经理柳传志（右），王树和没多久就退出了公司，柳传志接任总经理
但中科院计算所给联想的20万启动资金，不到一个月，只剩下6万。
公司初创，想从广东倒腾收音机、录像机这些到内地卖钱。柳传志听说江西省妇联的一位女同志手上有一批彩电的时候，决定进货回来，那年代卖出去一台彩电能赚1000多块。
1984年柳传志在深圳
虽然特意让业务员跑了趟江西，亲眼看到了彩电，才把14万汇出去，但是结果钱给了，彩电没拿到，上了当，“骗子比彩电还多”。
公司开了几个月，倒彩电被骗了14万，入不敷出，赚不到钱，但大家都要生活，没办法，他们只好干起了“倒爷”的活，拉着平板车倒卖电子表、旱冰鞋、电冰箱等，总之就是什么能赚钱就干哪个。
他们卖电子表、滑冰鞋、裤衩也都没挣到钱，最后大家还是利用起了专业技能：电脑组装、培训、维护。
1984年秋，公司的开创者们决定共同戒烟，原因是买不起好烟，而又不能把低档香烟递给商业上的伙伴。
11个创业者中6人吸烟，柳传志说最有效的戒烟方法，一是得病，一是穷苦。许多年后，当年的戒烟者里，张祖祥没能坚持下来，王树和偶尔会抽上两支，只有柳传志和李勤果真从此与烟草绝缘。那一年柳传志的月薪105元，比他资格更老的研究员是115元，比他年轻的工程师则是97元。
柳传志（右一）在开会
1985年，中科院购买了500台IBM电脑，等着开箱验收，电脑验收、安装、培训和维护都需要专业团队。在以计算所名义提出申请和公司各种争取下，柳传志终于拿到了这项业务。
这时他们赚到了第一桶金：70万元。公司员工有20多人，但这些月收入两三百块钱的人们决定，不分利润，而是投向未来的事业。
公司新的办公地址
柳传志虽然已经下海办公司，但柳家仍住在16平的计算所宿舍。1984年柳青只有6岁。在她的记忆中，父亲一直都很忙，同在联想打拼的母亲也很忙。这个时候，年长8岁的哥哥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不仅送她上学，还替父母去开家长会。
柳传志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一年以后柳家才离开这里搬进了一处公寓，那栋楼在中关村排序“902”。柳传志的新房子在12楼，50多平方米，有2个房间和1个小卫生间。此后，他们又搬了几次家，每一次都会更加宽敞更加明亮，直到2000年买下“万泉新新家园”那套三百平方米的公寓，已经属于豪宅。
柳传志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幸福就是每个周末带着妻子围着颐和园散步，抑或是陪着妻子逛商场。对他来说，妻子甲亢手术时他没能陪在身边，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柳传志和妻子重回珠海白藤农场，当初两人相恋结婚的地方
“大概是1986年，龚国兴得了甲亢，后来严重到要动手术。当时我在深圳要钱，催账。我们有两万多美元，合作方公然赖账，两万多美元在当时确实是一笔很大数目，而且挣得很不容易。对方在香港，我又过不去，只能给他写封信。真的一边写，一边忍不住要掉眼泪，详细告诉人家这钱一笔笔是怎么挣的。后来这封信还真打动他们了，同意把这笔钱还给我们。”柳传志说。
那年新成立的联想公司刚开始做IBM的PC代理生意，找了香港中银合作，生意很好，但最后结算利润分成时对方少算了2万美元。柳传志想去香港要钱又没资格过关，只能写信交涉。
他趴在深圳一家8块钱一晚、蟑螂满地爬的招待所里，含泪写下一封长信。信中细数了联想创业的很多小事：自己如何被人拒之门外、40多岁的中年男人如何给小伙子拍马屁、省钱的同事在机场舍不得坐出租，雨天走路赶公交，结果失足掉进窑井差点送命……
他接着写道：“大家这样节衣缩食，拼死拼活，连尊严都不要了，还不是为了公司这点利润吗？”
虽然钱最终要回来了，可妻子龚国兴手术时并没有丈夫的陪伴，柳传志：“爸爸、妈妈没在家，我姑姑和妹妹去的，结果我一回家，我妹妹就说，‘得了，王国福回来了。’王国福是文化革命以前的一个英雄人物，家里出什么事都不管，我妹妹说我是王国福。”但是龚国兴没有什么怨言。
“我出来创业非常感谢我太太，从来没有给我一点压力，我们两个人都在科学院里工作，她知道当时出来确实有风险，她知道把我按着不出来，她自己安心不了，所以她会积极支持我。后来在外面工作的时候，不管有什么难处，那个时候我很少回家说，所以家里一直很平稳。当然像对子女的教育的责任可能更多就在她身上。”
一家四口，柳传志对于儿女的发展，他保持着高标准的期待，但又尊重儿女独立的想法。“孩子们的事情，具体问题谈得很少，基本都是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具体情况我不了解的时候，发言比较少，了解得比较清楚了，我才敢说。”
“她（妻子）是一个非常严谨，绝不在外面作任何表露的人，不会干预我的任何工作。但有一些事情有的时候我还是跟她说的。一些重要的讲话稿，我也会认真地念给她听，因为她可以最无情地帮我挑出毛病，她的分打得挺严格。”柳传志如此描述，“其他同事都给我留面子，说挺好，但是我心里没数，她会尖锐提出批评，给我彻底推翻。”
那么，龚国兴给柳传志这个丈夫打多少分呢？
“她对我的评价我觉得不太公平，我给自己打80分，她给我打70分，我觉得我尽量客观了，她还压低一点，她给孩子们说的时候可能是90分或者更高，但孩子们并没有转告的义务，所以真实情况我也弄不清。”
女儿柳青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父亲最在意的人就是母亲。他们是大学同学，真正是同甘共苦、相濡以沬，有着非常深的感情。父亲很少煲电话粥，如果发现他不停地讲电话，那肯定是在跟母亲聊天。父亲经常把做成的以为得意的事讲给母亲听，不过，爱较真的母亲听完之后往往还会挑剌。
柳传志夫妇恩爱白头
1985年公司开始代理销售IBM、AST、惠普等品牌PC，积累资金，了解市场，当时他们也拿不到生产自主品牌PC的批文。
最初给IBM做代理的时候，柳传志参加代理商会议，在长城饭店。他想应该穿件西装，但买不起，就回父亲那里拿了一套。到了长城饭店，发现水果点心摆在那儿，可以随便吃，心想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啊。那天他是坐公交车去的，快到跟前那段路才打的，显示自己的身份。每当谈到这段经历，柳传志就感慨万千。
年过四十风华正茂的柳传志
1986年7月柳传志正式担任公司总经理，他们决定在计算机西文汉化的方向上寻找突破，邀请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的同事，发明了计算机汉字系统（后来的汉卡）的中科院院士倪光南加入公司。
倪光南，1961年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后分配到中科院计算所。1981年，倪光南应邀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担任访问研究员，他利用这个机会掌握了C语言和微处理器技术。1974年倪光南就提出在汉字输入时，应充分利用计算机的处理能力来辅助汉字输入，比如输入一个“中”字，计算机就应该提示“国”或者“国人民”，以此提高效率，他将这种方法称之为“联想式汉字输入方法”。倪光南很快就将联想式汉字输入等汉字处理技术整合在一个微机系统上，这就是LX-80。IBM的PC用软件CCDOS来处理汉字，每秒只能显示几十个汉字。而LX-80用硬件处理汉字，每秒可以显示1000个左右的汉字，LX-80在处理速度上完胜，后来LX-80移植成为PC上的汉卡。加入联想倪光南提出的要求是：一不当官，二不接受记者采访，三不出席宴请。柳传志对他承诺是：“我保证把你的一切研究成果都变成产品。”
倪光南（左一）在电脑前视察工作
倪光南的加入让联想有了第一个自主研发出的拳头产品联想汉卡，最早的联想汉卡，成本不到2000元，每块售价是4000多元，销量最大的七型汉卡，成本是1260元，售价则是每块2500元。
联想汉卡，柳传志回忆当年创：“公司引入汉卡技术后，迅速产生经济效益，上下都很振奋。当时，产品质量既有新产品推出周期的问题；也有对配件进口的诸多环节不知水深水浅，匹配不当的问题；还有手式作坊式的生产流程，无法保证工艺的标准化问题；公司没有也来不及建立一套质量检测体系，使问题在到达用户之前就能发现并提前解决。后来，公司在各个环节及时进行了调整，在大家的努力下，汉卡生产逐步工程化、规模化，公司在经营理念上也进一步搞清了技术驱动与市场驱动的关系，对‘市场永远是对的’形成了统一认识。随着新技术的进步，汉卡在取得短暂的辉煌后，也逐步淡出了市场。公司获得的宝贵经验是，任何一项技术即使在设计方面完美无缺，也不能算最后的成功，必须要接受市场的检验。而把一项技术化为商品，是个系统工程，从研发、采购、生产、销售到服务，缺一不可。”
但物价局认为汉卡定价过高，要罚100万元。当时海淀区的一些领导对创办高科技企业既不理解也不支持，物价部门找上来认为超利润要罚款。
“在联想创办之初，物价局认为我们汉卡定价过高，要罚我们一百万，因为他们认为定价依据就是原材料成本基础上增加20%，完全不考虑其中人的智慧积累的部分。当时一个小公司刚成立怎么能承受啊，所以拼了命争取最后定的还是罚款四十万。这种事在80年代末90年代屡有发生。”
图为当年联想汉卡在中关村的销售价格
柳传志：“当时我们还面临两个选择，到底是以代理品牌为主，还是做自主品牌的PC。做代理能挣很多钱，而做自己的PC是要贴钱的，如何兼顾，这在当时有不同意见。如果不是当时有些远见，决定做自己品牌的电脑，就不会有现在的联想，因为从当时来看，做自己的品牌，又累，又赔钱，还要冒很大危险。大部分人很同意我的观点，因为我们出身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有自己品牌的电脑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念想。”
柳传志站在当时的历史节点选择了“贸工技”路线，而不是倪光南的“技工贸”的路线。时至今日在技术上有造就的华为被美国技术封锁，成为媒体的焦点，而联想也被嘲讽为卖塑料壳的美国良心企业（国内外同样的电脑售价不一样），那么当初柳传志为什么选择“贸工技”路线呢？
倪光南是公司“技工贸”的路线的拥护者，后来与柳传志分道扬镳
柳传志：“贸工技指的是不同历史阶段的做事的顺序，而绝不是权重，说贸重要技不重要。在那个历史时期，如果不先做贸易就没有资金积累。加上科学院是事业单位，意味着当公司向银行贷款时，事业单位不能做担保。我们从来没有让科学院向银行作担保贷过钱。
第二，我们到底该怎么在市场上卖电脑，这些东西当时都不懂。所以“贸”有两个意义，一个是真的能活下去，能积累自己的品牌和资金基础，二是学到的本事。
到1992年、1993年，联想这样一个小公司能和其他大型公司抗衡，就是因为我们比其他中国国企懂得了什么叫市场，客户是谁，如何满足他们的需要。今天大家觉得这不是事，但在那时很少人知道。
外界之所以质疑联想为什么当时不做核心技术，就是完全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因为当时在国内想生产，国家不会给我们批文，不像今天办个公司就生产。我们在香港买的小车间也就十几个人，一年赚的都得贴补进（设备里）去。
现在的风险投资公司不仅会投钱，还会教你怎么做，而那个年代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相当困难。企业有了积累以后，再谈把多少钱放在技术领域，方向是什么，权重肯定不一样，会重新安排。如果是现在的高技术产品的公司，不会是贸工技这样的权重。”
联想第一代个人电脑586
“在当年我不贸工技怎么办？当年公司都拿不到生产批文，我只能先从贸易开始，后来拿到生产批文以后，我得有钱，当年又没有风险投资，我需要做大量的AST代理挣了钱以后来养活技和工。贸既给我们积累了资金，也给了我们发展自己的产品提供了经验，所以才有了工和技的发展，贸工技对于联想，是当年一个必经的一个历史过程。
联想通过为IBM、AST等做PC代理，给HP做激光打印机的代理，给东芝做笔记本电脑的代理等。通过做代理了解市场、学会企业管理、积累资金，再开始开发自己联想品牌的产品，这样循序渐进地再来做设计和生产，这就是做‘工’和技‘技’了，这条路线就是所谓的‘贸工技’。”
联想1＋1狮子5-100家用电脑
柳传志说，在西方的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是先掌握一项技术，然后形成产品，然后再形成销售，这是所谓“技工贸”的路线。而在联想，由于不懂市场不懂销售也没有开发产品的启动资金，中国当时也没有风险投资公司，这就使联想先给外国企业做代理，学习和了解市场，而后才开发产品形成自己的品牌和技术。（但这个解释目前仍为人逅病）
1987年时，柳传志在深圳被一家私人的进出口公司骗走了300万元。当时柳传志甚至有拿板砖拍他的心，在他们家蹲守了很长时间，最后这笔钱追了回来。
柳传志在公司创办初期性子急，脾气大。做联想汉卡时，公司同事在中关村采购了一批电容器，回去发现全都是坏的。柳传志就让退货，可同事反映对方说卖出去的东西不能退换。柳传志急了，他在计算所工厂找了几个跟他一起踢球的工人，每人给了10块钱，让他们去换，如果能够提前换回来还给奖励。问到结果，柳传志说，那还不简单，都不用教，他们到了门口就使劲喊，一喊就给换了。“由于要适应形势，我的性格本身，会将需要变成兴趣。”柳传志说，假定他还年轻，接着做企业的话，“由于性格的改变，可能公司还会再接着有别的变化。”
柳传志也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只要定了规矩就一定要遵守。外界最为熟知的一个例子是他关于迟到的规定——联想高管开会，谁迟到谁罚站，而他自己也被罚过三次。
“开会迟到的问题，很多单位都无所谓，迟到三分钟、五分钟都可以，但是在我刚创办联想的时候，八几年，大家的时间观念真的不强，所以往往就有这种情况，比如八点钟开会，九点钟最后一个人才到。我后来就定了一个规矩，开会迟到是要被罚站的。这个罚站不是说一边开着会，这个人在后面站着。而是他进来以后，主持人要把会停下让他站一分钟，这是很尴尬的局面，有点像默哀似的。”
柳传志与杨元庆
柳传志在公司内部也经常发火，有一次还批评了杨元庆，后来他给杨写了那封有名的信，说自己也是有脾气的和发脾气背后的殷殷期待等。直到有一天，柳传志意识到公司的年轻人有样学样，公司里火药味十足，因为他们认为柳总都这样了，显然发脾气是一种有魄力的表现。他坚决让自己缓和下来，不允许自己再瞎发脾气，“（外人眼中）和蔼可亲、老成持重大概就是这样来的。”
“现在联想的年轻同事，包括像你们和一些记者，觉得我这个人很和蔼可亲。但是老联想的人都见过我狰狞的面目，因为当年企业小，要努力办大，中间要做很多很多事，脾气会很急。后来，我是把脾气收敛回来变成现在这样了。”
“在公司里面，我对他们要求挺严格，大家还都信我，甚至离开公司的人，想自己发展的人，也不会出去说联想不好。这其中，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决不搞宗派，决不给自己谋私利。不仅是不谋私利，对人处事还要公正。今天我把A训了一通，明天当他发现，其他人犯了错误也一样挨训的时候，他就不会感到委屈。”
“要部下信你，还要有具体办法，通过实践证明你的办法是对的。我跟下级交往，事情怎么决定有三个原则：同事提出的想法，我自己想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按照人家的想法做；当我和同事都有看法，分不清谁对谁错，发生争执的时候，我采取的办法是，按你说的做，但是，我要把我的忠告告诉你，最后要找后帐，成与否要有个总结。你做对了，表扬你，承认你对，我再反思我当初为什么要那么做。你做错了，你得给我说明白，当初为什么不按我说的做，我的话，你为什么不认真考虑；第三种情况是，当我把事想清楚了，我就坚决地按照我想的做。”
联想通过汉卡挖到了第一桶金，1985年4月到1987年12月，联想公司出售联想汉卡所得到的利润为1237.5万元。
1987年联想面临着几种选择，一种选择是继续推广汉卡，但市场有限；二是开发自由品牌电脑，虽然有利可图，但一无资金二无实力，又无电子工业部的生产许可。三是代理国外电脑积累资金，学习技术，建立销售网络。
随着公司经营状态的好转，公司办公地址变得越来越好
1988年，柳传志和几个人攥了30万港币来到香港，和香港另外两家一共90万港币成立香港联想公司。通过贸易积累资金了解海外市场。联想选择了板卡业务，为联想PC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香港联想成立开幕式，柳传志（中），1988年4月1日，香港联想公司在柴湾的一栋破旧的大楼中诞生，它的英文名字叫Legend，中文的全称是“香港联想电脑有限公司”，柳传志成为香港联想主席。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这个香港联想诞生之日，后来就成为联想新财年开始的日子。
1988年，柳传志之所以选择在香港建立香港联想，是因为他发现从香港直接进口电脑要比内地便宜得多。
1988年香港联想宣布成立,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左二）和柳传志（左三）
借助各种关系，香港联想拿到了美国AST电脑的总代理。当时AST在电脑业并不是一个强势品牌，这就让联想在谈判时掌握了许多主动权。由于联想在内地强大的销售力量，AST在内地市场的声势甚至超过了康柏。
AST电脑
柳传志将代理AST业务变成了“金矿挖掘机”，香港联想负责进货，北京联想负责销售。香港联想在内地疯狂扩张，几乎垄断了AST在中国的销售。毛利超过20%，第一年便赚了1200万港币。
“其实当时许多企业都在香港有派驻机构，做国外品牌代理，一些企业的实力比我们只强不弱，为什么他们最后做得没我们好？”柳传志说，“是因为我亲自在香港把关，避免了其他公司的员工与外国企业串通蒙骗内地公司情况的发生。”
柳传志（右二）在开会，右三为倪光南
1988年冬天，联想营业额达到了2.5亿，算是一个突飞猛进的奇迹。
柳传志认为，学会做贸易是实现高科技产业化的第一步。“不把贸易做通了，再好的科研产品你也不知道怎样卖，不把制造业搞精良了，好的科研产品的一些特点也会被制造业的粗糙掩盖了。搞科研的人最怕做贸易，主要是这段苦，他没吃过，一定要干下去，一定要对市场有个理解。会做贸易以后，看问题才会有穿透力。”
“中国IT教父”柳传志——“我和任正非性格不同”（下），请看下一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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